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四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已经初具规模，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

尽管有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在南北双方的协调与合作下，民国初步的政治构架总算是搭了起来。这种民主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毫无先例，而中间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其速度不可谓不快，其成绩不可谓不大。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这民国元年的气象看起来虽说是姹紫嫣红，颇有欣欣向荣之势，但其内部隐藏的各种汹涌潜流也绝不容小视。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前面所提到的《临时约法》关于总统与总理的权限划分问题。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过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这等于在制度上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扩张，而这也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最开始的初衷。可惜的是，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设想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在现实中却是行不通的。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陡然从原来的威权体系转换到一个全新的共和民主体制，其中的障碍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甚至非数十年不能完成这个转换过程。正如梁启超所言，即使清帝退位，当时最适合中国的仍旧是开明专制，话虽然不好听，却未必没有道理（就怕开明专制也不可得，百姓就要遭殃了）。

譬如袁总统和唐总理的关系，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再者，以唐绍仪的身份地位和能力才干，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岂能掌控当时如此复杂的局势？倘若唐绍仪从属于袁世凯，局面可能会好一点，但《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度想用总理去钳制大总统，特别是中外所看好的袁世凯，那就是书生之见甚至是出于私心了。事实上，在清帝退位后，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袁世凯，孙中山不能，黄兴不能，其他人就更不能了。假如袁世凯那次真的被刺死，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提前上演，应是定局。

可惜的是，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个书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绍仪受命前去南北谈判时，他登上南下的火车后便剪去了脑后的长鞭，貌似利于谈判，实则是已与清廷决裂。在南北谈判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了。按袁世凯最初的想法，他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最初可能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

事实上，唐绍仪虽然与革命党关系密切，但实际上仍是袁派中人，不过是因为责任内阁起见，为政见而屡屡与袁世凯相争。可问题是，袁世凯是旧派人物，哪里懂得什么总统、总理、责任内阁相互牵制的道理？在他看来，唐绍仪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

就连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总理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的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现实毕竟是现实，不能用想象来代替。

有一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其实袁世凯就比唐绍仪大一岁），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唐总理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终究是硬气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干脆就撇开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赵秉钧、段祺瑞等人。有了袁世凯的撑腰，原本就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赵、段等人更是不把这新官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怎么做得下去？

譬如内阁各部人员的安排问题上，唐绍仪主张南北兼顾，但袁世凯直接命令各部仍按之前的委任，只做微调而已。在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先是推荐自己的心腹俆树铮为次长，但由于南方革命党人的不满，唐绍仪改任了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为新陆军次长，并委托蒋物色几个司长、部员人选随同入京，但还没有等到蒋作宾进京，段祺瑞已经安排了五个司长，以至于蒋作宾带来的人根本没有位子可以安置，结果引起了一场大风波，最后唐绍仪只得用增加司长职位的办法来摆平这事。

至于其他部的人员安排，情况也大抵如此。当时的内阁明显分为两派，袁世凯的势力与南方革命党明争暗斗得不亦乐乎，而唐绍仪本是袁派中人，立场却又接近南方革命党，当时被夹在中间又无法调和双方的矛盾，实在是苦不堪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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