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当时控制了川省铁路董事会，他们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与愤慨，因为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已经募集的路股仍旧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而四川路股则认为亏空太多，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其余责任自负。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坚决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朝廷不能代为弥补民办铁路公司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他当时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而川路股东认为，如果让他们继续修建铁路（虽然不知道哪一年才能修好），一旦建成自然可以还本获利，但不让他们继续修建，那已经亏损的损失便永远无法挽回。

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在8月中旬被强行接收。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众人走上街头，据理力争（借用已故皇帝的牌位和圣旨，足见前人极有策略，后人当自叹弗如）。

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开后，很快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一步步走向失控。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四川总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入川。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牌位，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为保自己前程，他于9月7日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同时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试图平息事态。随后，赵尔丰又贴出告示，命令成都商民“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但是，赵尔丰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就在告示贴出的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群情汹涌之下，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民众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冒汗（这种局面，十有八九要失控）。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焦虑万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民众一片惊慌，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水电报”将消息传遍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在次日便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随后饬令鄂、湘等6省援军赴川镇压。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速入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受命的官员们对控制四川危局毫无信心，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危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此，辛亥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而大清王朝已经步入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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