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对中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

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人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民众也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世凯俨然一名“改革家”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启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提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在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真正理清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敌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以及“大清是国人的大清”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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