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的“王气”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如此巨大、辉煌的一座都邑，使得严谨而保守的学者们也禁不住感叹它所透出的浓重的“王气”。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但这到底是谁留下的都城呢？中国考古学家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自1959年发现以来的50年间，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郑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但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上世纪50年代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观点层出不穷。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久前的学术界又一边倒地形成了以邹衡先生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最近，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人们开始认可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观点。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主流观点”和“共识”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真理吗？那么在原来的“主流观点”和现在的“共识”之间，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或者真理呢？而且，别忘了还有一句老话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夏商周考古学的大家邹衡教授，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特立独行，坚持己见，才迎来了以他的观点为中心的学界的“共识”。然而这句老话是否又过时了呢？

可以这样讲，专家学者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而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证来。你在读了相关论著，了解了关于夏商之争的来龙去脉和焦点后，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只不过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你说服不了对方，对方也辩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显正规的说法就是，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具有可验证性。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夏人传说

在历史学界，关于时代定名一直存在着两大话语系统。由于“身份”明确，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一般均可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史前至原史时代（Proto-history，文字产生之初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的时期）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表1）。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属此类，殷墟则因有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王朝都城，从而走出了“传说时代”。徐旭生在半个世纪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其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

鉴于此，可以说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并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顾颉刚、陈梦家、吉德炜（KEIGHTLEY, D. N.）、艾兰（ALLAN, S.）等都曾指出，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

扭曲的王系

古代中国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苏美尔、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

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苏美尔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苏美尔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

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等待谜底

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最终使商史成为信史。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以及夏商分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

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众所周知，碳十四测年技术这一物理学的测定方法，给考古学年代框架的确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使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史前时代的研究，开始有了“绝对年代”的概念。但既有的研究表明，无法消除一定误差的测定值，能否满足偏于晚近、要求精确年代的夏商周时代的研究需求，仍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应当指出的是，在考古学家致力于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同时，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回顾一下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