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增说，刻骨铭心是“闯关东”者的共同感受，绝大多数“闯关东”者是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忆、传承那段历史。父母和兄、姐也是这样年复一年地给他讲那段“闯关东”的历史，讲东北山沟里那个“家”的故事，讲谁在他们困难时期给过帮助。直到现在，他的两个哥哥每年还要回去一趟，看望那里的街坊邻居。

这样切身的家族记忆，使刘德增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闯关东”专著——如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1932年），王海波《东北移民问题》（1933年），朱惠芳、董一忱《东北垦殖史》（1947年），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1941年），李德滨《黑龙江移民概要》（1987年），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1997年），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2003年）等——格外关注，从“历史与传说”角度对山东人“闯关东”进行深入研究就顺理成章。

在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黎民百姓特定情况下的背井离乡有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之分，清政府对“闯关东”控制很严，入民国以后，对“闯关东”不再限制。

刘德增研究发现，“闯关东”大多是“候鸟式”，春去秋归或在东北待上三两年后回归故里。“山海关外三里，有‘凄惶岭’，又名‘欢喜岭’。出关者至此凄惶，回归故乡至此欢喜。”刘德增说。

富庶的山东在东汉以后逐渐衰落，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最后被迫在“逼上梁山，扯旗造反”和“闯入关东，刨口饭吃”之间做出艰难抉择，“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应对天灾人祸时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并赢得他人尊敬、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