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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历史学家)民国历史有娱乐性坏人坏得都与众不同
民国大记者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今年以《武夫当国》的书名重出，学者张鸣在各种场合表达对这本书的敬意，他说:这是他研究民国史的入门书。不过，现在的他，早已经从民国史转到清史，现在落脚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历史的坏脾气》与《历史的底稿》两本书可以算做他对民国史料研究的余料利用，他自认都不是正经的学术文章，只为了写着玩，但是玩的文字中也复活了许多鲜活可触的历史细节以及对晚清中国的思考，这使得他在民国历史的书写者中，颇有一些大众的知名度。
为什么会钟情民国史，他在电话那端接受采访，每句话差不多都接近三句半:人物多、头绪乱，乱打一气，所以特别有挑战性。在他眼中，民国热是跟着清史热之后而来的，因为清史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事，什么康乾盛事啦、阴谋权术啦，以他做历史研究的眼光看，清代历史算是比较乏味的一段，因为有专制与文字狱，有个性的生命会被钳制。到了民国则不同，专制桎梏被打破，政治一团混乱，所以文人武人各显其能，最能显出自己的色彩。武夫当国时，也特别能显出娱乐性的一面。比如张宗昌大字不识一个，但也好诗，还写就一本《郊坤诗钞》。他印刷的《十三经》还被认为是历史上印刷装帧最好的一部；臭棋篓子段祺瑞逮谁和谁下围棋，但他下围棋和玩政治一样，都是属于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的；冯玉祥在意自己的形象，到哪儿都给自己修厕所……说起这些北洋军阀的有趣事儿，张鸣止不住就乐，他甚至恨恨地说:现代人多没劲，坏都坏成一个模子。
民国史丰富，书出得也不少，但在他眼中，有学术含量的历史书还不太多，民国史还不太清晰。“这工程很大，或许将来我开一门课，能逼着自己完成它。”
靳飞(学者)张伯驹提醒我们，对民国的认识我们是否太有限了？
头发奇怪地向两边扇形发散，见谁都首先像是要作揖问好，学者靳飞最接近我想象中的民国文人。尽管他是从东京归来，但泡戏园子、捧名角的劲头，远大于在东京大学教亚洲戏剧课。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的靳飞很沉得下去，否则一本张伯驹的传也不会写了三年还不出手，看别人书出来了他也不急，因为他自认为有些发现属于他的专利。
说到张伯驹，靳飞一开口就说:民国四大公子版本众多，张伯驹的身世比起张学良、袁寒云差多了，所以列四公子之列只能说是勉强。其他几位公子也颇有值得书写之处，他们的作为与表现，正好体现了民国文化的两极:袁寒云、溥侗想的是中国怎样坚持成为中国；张学良、张伯驹所想的是在未来的世界里中国怎样成为中国。当代人的笔墨书写更多集中在张伯驹，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洗尽铅华，从花花公子最终成为保存文化不惜倾家荡产的文人。世传有续，是张伯驹身上最打动靳飞的地方。“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在张伯驹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大体现。他千金散尽，只为保存国宝，这都是中国文人深受文化滋养后一种回馈文化的表现。四大文明古国最后为什么只留下中国一脉，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人都有世传有续的使命。”
为文人张伯驹做传，靳飞更愿意采取与其家属背靠背的方式。“张伯驹继承传统文化，用了最传统的方式，我也要用最传统的方式进入他。”做传前，靳飞首先将张伯驹的诗词全订正了一遍。“我要弄清什么是他记忆糊涂的，哪些是他有意回避的。这样才能做等身大的传记，不致扭曲他。”
张伯驹也是文物、诗词、戏曲、书法样样精通的学问大家，现代人谈他写他，常常捉襟见肘，靳飞倒觉得多说说他写写他没坏处。“张伯驹现象至少可以修正我们的认识:我们对民国文化看得太有限了。是不是只有鲁迅、周作人？是否过于强调中国文化在那个时候的变化，而忽略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的沉着不变？（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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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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