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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色列前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内曼教授回忆，当时以色列方面可谓倾囊相授，不但让伊朗学员进入迪莫纳核反应堆学习核物质的提炼及深加工，甚至连刚刚掌握的用激光进行铀浓缩的方法也传授给了伊朗人。与此同时，以色列专家也来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工地，他们装扮成奥地利和西德的工程师，帮助伊朗建设可以提炼重水的工厂。而在内陆的萨汉德军事基地，以色列专家帮助伊朗人制造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但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那里生产的离心机也没有达到设计要求。
相对核武器本身，两国在核运载工具方面的合作顺利得多。到1977年底，伊朗已获得了杰里科-1型弹道导弹和伽伯列反舰导弹的全套设计图纸。以色列帮伊朗在克尔曼省的锡尔延建立了导弹制造厂，并在该省拉夫桑贾游牧区选定了导弹试验基地。为保证工程进度，伊朗秘密警察不惜通过暗杀恐吓等手段，迫使当地部落放弃世袭领地。
伊斯兰革命爆发，“鲜花工程”凋谢
就在“鲜花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根基开始崩溃。1977年12月，流亡法国的霍梅尼向伊朗国内信徒发出“圣战”信号，号召群众推翻腐败的王国政府，点燃了伊斯兰革命的火焰。到1978年夏，伊朗全国已陷入瘫痪状态，巴列维国王不得不靠频繁出国度假来躲避国内压力。
嗅觉敏感的以色列总理贝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责成摩萨德机构制订了绝密的撤离计划，并特别强调要把所有与核武器及远程导弹相关的技术设备和图纸都带走。1978年8月，擅长“地下外交”的摩萨德局长霍菲少将找到了伊朗秘密警察负责人法杜斯特将军，后者正想找机会逃亡国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杜斯特设法将以色列专家隔离保护起来，然后分批撤回以色列。在撤退过程中，以色列专家光从锡尔延带走的“居鲁士大帝”导弹的设计图纸就装满了两个集装箱。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仓皇出逃，2月1日，霍梅尼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回到德黑兰，4月1日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在这段混乱时间里，霍菲始终坐镇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确认没有一名犹太人被落下的情况，才满意地乘坐上一班法航班机，离开了这个革命的国度，同时也宣告“鲜花工程”彻底被埋葬。
新生的伊朗政权还未喘过气来，1980年萨达姆便挑起了两伊战争。面对从伊拉克不断袭来的飞毛腿导弹，伊朗人想起了“鲜花工程”，但他们在查阅档案时惊讶地发现，以色列的“釜底抽薪”干得实在太干净了，没有给伊朗新政权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和设备，锡尔延繁忙的导弹装配车间改成了伤兵医院，工程量只完成一半的布什尔核电站也因伊拉克的导弹攻击而变成了废墟。至于当年接受以色列培训的伊朗核技术人员，不是被革命镇压了，就是追随国王流亡海外，一部分精英还接受了以方策反，转为以色列的核工业服务。
相形之下，以色列却赢得了一切。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快速具备了生产氢弹和中子弹的能力，伊以共同开发的“居鲁士大帝”导弹也在1988年试验成功，成为今天以军随时可用来打击伊朗核目标的杰里科-2型弹道导弹，这不能不感谢伊朗昔日对“鲜花工程”的巨大财政贡献，以色列甚至不必为此向伊朗说一声谢谢。这段历史正好应验了19世纪犹太裔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的那句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陈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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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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