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由于部队经常处于转战之中,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无法携带,因而联系中断。共产国际驻华的机构远东局与中共上海中央局一方面设法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搜集长征中红军的消息,报告共产国际。1935年1月3日,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贝克致信共产国际执委,根据从报刊上得到的消息,报告了中央红军在贵州和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活动的情况。贝克还判断:“尽管缺少直接的消息,报刊上不停地刊登谎言,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再现我们军队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情景,特别是在四川。”1月22日,贝克又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洛佐夫斯基,报告了长征中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占领贵州的湄潭、遵义、桐梓等城市的情况,他兴奋地说:“红军在新的地区轻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正在从这些新的地域恢复老苏区和组建新的苏区。”同日,贝克还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认为:中央红军“从江西的撤离得到了补偿:我们的军队取得一些重大的胜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军在全线的进攻。”

根据远东局发来的消息,共产国际执委东方书记处于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整理出《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报送共产国际执委。通报材料分“江西红军兵团的西行路线”、“江西兵团的新根据地在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西部力量对比的主要材料、作战方向、红军近期的作战任务”、“中国白军总的部署及其对四川红军当前的决战进程的影响”等部分,对中央红军长征至川滇黔边地区及其后作战方向和任务作了全面估量。通报材料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红军撤出江西包围圈的决定于1934年11月完全实现了。”中央红军主力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后,“到1935年1月底,其先遣队已进入四川省,位于长江南岸重庆与泸州之间的地区。行动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通报材料根据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到川陕发展为10万人的情况,乐观地估计中央红军在最近的半年内能发展到20万人,并认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看得出来,共产国际对于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路线基本上是了解的,对于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目的的判断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对于中央红军发展前景和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景,作了乐观和不切实际的估计。

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初派潘汉年离开队伍赴上海,以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20日,潘汉年致信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报告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原因,提出恢复联系的办法,并简单报告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8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收到潘汉年的信。中共中央继派出潘汉年之后,又于6月派陈云到上海。陈云刚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又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陈云、陈潭秋、潘汉年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听取汇报,了解有关情况。由于陈云、潘汉年都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他们的汇报使共产国际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变动的情况,对于共产国际正确判断中国革命形势,制定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陈云的汇报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

值得一提的是,从1935年7月起,苏联《真理报》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这些文章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对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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