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云贵川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命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追剿”军主力赶往湘西南，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12月上旬，3军团奉命缩编，我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的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到达桃子台，尔后即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1935年1月5日，我们到达茶山关渡口，守敌已逃之夭夭。我们团顺利过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一带，负责控制遵义到贵阳的公路，阻敌北进。这时，传达了党中央要在这一带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于是部队积极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连华团长、杨勇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糨糊还没有干，我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去了。我们急速返回甘棠，部队已经开拔。团长、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黔军王家烈部也正向我军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被动挨打，牺牲了无数的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使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这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28日拂晓，我第4师由张宗逊师长、黄克诚政委率领，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杨勇政委也负伤了，我腿部被炮弹片划伤。后来得知，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而且有相当的战斗力，其后续部队几个旅也迅速增援上来。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获悉红军西出川南，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决定再次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移。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便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送到医院，只好躺在担架上。谁料，这一抬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进行了有名的娄山关战斗。接着，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吴奇伟部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中央红军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就在这次战斗中，红3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的指挥下，斩关夺隘，担任主攻，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参谋长钟纬剑不幸牺牲。得知他们牺牲的消息，我心里十分难受。

在担架上，我由茅台三渡赤水河。红军跋山涉水，连续行军，保护脚比什么都重要。搞到一点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后来，我们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南下贵阳，直逼昆明，终于摆脱了敌军在贵州地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在此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可以拄着拐棍慢慢行走。中旬抵达北盘江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经上级批准，我又回到10团团部，见到了黄珍团长、杨勇政委和邱阜成参谋长。不久，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此时，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这对缺粮的红军来说，是一大收获，全团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这时，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便改由此处渡过了金沙江，向会理前进。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5月8日，红3军团和干部团奉命围攻会理城。开始，我团在城外负责打援。其他3个团同干部团一起攻城，激战整夜，未能攻克。最后，我团也奉命参加总攻，在城东北角进行爆破，炸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我随邱阜成参谋长带领第二梯队前往增援，在突破口附近的激战中，邱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使我又失去了一位好领导！鉴于会理城久攻不克，敌援军又正向我军两翼迂回，中革军委遂命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撤离会理后，红3军团继续北上，通过彝族区，以日行军120里的速度，向大渡河急进。5月29日，红1军团左纵队先遣团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险，夺取了天险泸定桥。我们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不久，先头部队又夺取了天全、芦山等战略要地，艰难地向前进。红军通过大渡河天险的实践又一次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支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勇往直前的人民军队，是任何敌人与艰险都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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