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对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也做了一些努力。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因此也就谈不上采取实际措施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更为他所没有认识到的是，正是这批人——官僚特权阶层，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极力阻挠改革；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产时，他们则乘势加速了党和国家的瓦解。

当然，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也是这个特殊阶层中的一员。有资料载，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之后，专为他在黑海之滨克里米亚福罗斯修建的别墅就耗费11.5亿美元。别墅的所在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别墅区专机停机坪、体育场、露天游泳池、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和接待、警卫设施等一应俱全。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很多建筑材料都是运输机从国外运来。有记者写道：“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帕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

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也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对官僚特权阶层难以下手的原因之一。

对此，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浮沉录》一书中分析指出：“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派别分子以及其他现实的和虚构的反对党的路线的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还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和腐败之风的蔓延，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阿尔巴托夫说，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

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告诉人们：长期和平的环境，长期执政的条件，往往是腐败和享乐的土壤与温床。党的各级官兵按严格的“官本位”和等级制分享权利，按级别分配信息资源，按职务的高低享受生活待遇，党内的平等和尊严遭到了蔑视和愚弄。官僚们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又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评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从特供商店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更使党失去人民信任的了。腐败现象腐蚀党的肌体，切割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敌，是执政党最危险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