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和庸俗腐朽之风也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盛。勃列日涅夫本人对此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阿尔巴托夫评论说：“贪婪很可能深深埋在勃列日涅夫身上的某个地方，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以特别丑陋的形式显露出来了，而且常常是众目睽睽之下。”这主要是指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寿诞时他收受各地煞费苦心送来的各种独具特色的礼品时的情景。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雅库特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银质边框里衬托着用钻石磨出的12朵玫瑰花。这个惊人的宝物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追回。此外，勃列日涅夫嗜好狩猎和开高速汽车，收集各种豪华猎枪100多把，国产和国外送的各种汽车30余辆。

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

从赫鲁晓夫主政开始，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干部任命基本上是“暗箱”操作，没有透明度，一般党员干部、群众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各级领导人都习惯重用自己的旧属、亲友和所熟悉的人。许多高级领导人也是沿着这条熟路和捷径拾级而上。

戈尔巴乔夫本人即有“疗养院书记”的雅称，被认为是他获得提拔当选的一个虽提不上桌面但却是很重要的原因。

对这一情节，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总统助理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作了披露：

“ 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在这个疗养区工作，不被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知晓，如果党和国家的实权人物没有发现他、支持他并扶着他走上一个个权力台阶，那么他也就不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统。这些实权人物包括尤·弗·安德罗波夫、米·安·苏斯洛夫、费·达·库拉科夫、B.H。叶夫列莫夫等人，他们都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和生活过。”

“同许多‘疗养院书记’一样，迎来送往着一个个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让他们在这里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这种见面当然是非正式的，常常是在野外，在高加索山麓，在风景秀丽的河谷，这里是打猎的好去处。叶·伊·恰佐夫和中央管理局在这里建造了豪华别墅，草地上铺着一块块台布，上面摆满丰盛的食品，客人们解开衣扣，懒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谢和夸赞着主人的盛情款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官僚特权阶层的一个重要危害在于，他们依据对国家资源所拥有的分配使用权力，与党内外不法分子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大肆侵吞国家和社会的财富。

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被侦破后，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及大批党政官员都涉案被捕。对犯罪人员住处的搜查结果令人难以想象：仅在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卡里莫夫家中就搜查出高达600万卢布的贵重物品，其中包括130公斤黄金制品。这些党政要员，不仅是国家资源的分配者，还成为国家资源的占有者、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