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记载的仅仅是今剑河县的几个村子的情况，我想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前面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来看汉族地区的情况，根据《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记载，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

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各位注意——“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民间武器种类之丰富，可见一斑。清朝中后期的汉族团练武装都拥有相当可观的火枪火炮，如湘军初始就有三分之一的士兵拥有鸟枪，可见民间私藏火器的数量不会很小。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民间的私人武器往往优于军队的装备武器。并且，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训练，士兵可能永远不会保养自己的兵器。远者，如唐朝安史之乱初期，唐朝府兵的武器大多腐朽不能使用，甚至只能手持木棍作战。近者，如英法联军攻克舟山后，在清军的军营里发现不少生绣的火枪，同时清军几乎所有的火炮都在外面任凭雨打风吹。假如百姓家拥有兵器的话，通常都会得到妥善保存，一些优良兵器经常被传承好几代。除非败家子，任何人都不会糟蹋作为私人财产的武器。

雍正皇帝褒奖弓矢娴熟者的事情被广为宣扬，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褒奖鸟枪娴熟者的事情却一直被无视——“（乾隆）四十三年，令各省习枪兵弁，仿京营火器操练之法，各总兵于巡阅时，有进步连环精熟者纪功。”这两段记载是同一出处，彼此间隔不过几百字，这实在是一种很诡异的情况。

然而清朝时期，中国与欧洲的技术差距是不容忽视的。通过以上的资料，可以推断鸦片战争前清军的战术和装备大约是欧洲三十年战争以后的水平。于世界历史中横向比较的话，道光年间处于19世纪中期，也就是说此时中国军队的热兵器装备比同时期欧洲落后近150年到200年。如果纵向比较的话，较明朝却有一定进步。

虽然明朝中期就有戚家军等部分军队装备了鸟铳这种火绳枪，但是绝大多数士兵使用的还是火门枪，如三眼铳等。明末著名的关宁军使用的轻便火器便是三眼铳，思宗皇帝自尽前，曾手持三眼铳在北京东奔西走。这种多管火门枪在15世纪的欧洲也曾出现，但是很快被火绳枪淘汰。如果从步兵手持火器来看，明朝广泛使用的三眼铳要比欧洲落后200年以上。依照清朝入关后的记载，各地驻军装备的步兵手持火器是火绳枪，也就是各类鸟枪。从此三眼铳成为各种仪式时鸣放响声的工具，起类似鞭炮的作用，至今仍能在中国一些地区的乡村看到。

火绳枪淘汰火门枪是热兵器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明清交替时完成的，比西方整整落后了近两个世纪。在完成了这项跨越性进步后，清朝的火器更新便长期停顿，只有数量的变化而没有质量的变化，直到西方列强扣开国门。这期间清朝热兵器再次迅速发展。在西方侵略者的刺激下，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于天津增加驻军六千人，设立南北炮台，严格训练其使用火炮和鸟枪。咸丰元年，命令新疆驻军勤加练习鸟枪。同治元年，聘请欧洲教官训练沿海城市的驻军。不久练军编成，额三万余人。又于各海口修建西方样式的炮台，放置大口径火炮。光绪五年，派遣军官留学欧洲；光绪十一年淘汰各种冷兵器，清军从冷热兵器混装过渡为全热兵器……然而清朝倾全力组建的北洋水师惨败黄海，装备西式火枪的练军为八国联军击破。事实证明，此时中国与列强存在的已然不仅仅是武器差距，单纯寻求军事更新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把清末和明末纵向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对照两朝末期的作为。那时，明朝与清朝都处于一种内焦外困的状态，也都是武器和战术获得快速进步的时期，而这种进步都没有挽救王朝的崩溃。装备先进火炮的明朝精锐部队成为满清的汉军八旗，清朝遍练的新军成为武昌起义的革命武装。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清朝灭亡三十多年后那场席卷全国的战争中，面对国民革命军先进的美式装备，武器装备较为恶劣的解放军士兵将敌人讥笑为“运输大队长”和“军需官”，整编制的国军“起义”或者“投降”。那么明朝对清朝，清朝对民国又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由此可以看出，先进的武器可能会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却未必能影响一场战争的结果，也绝对无法挽救一个腐朽的政权。不能正视社会存在的真正问题，不能缓和各阶层的尖锐矛盾，片面寻求军事上的进步，最终只能为人作嫁、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