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前述的俗见仍然存在，其最大的力量便是其简单明了，以及由此而生的主宰公众头脑的能力。而其最为极端、最为耸人听闻的形式，也许就是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商业片《斯巴达三百勇士》:古怪暴戾的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坐着奴隶拉扯的战车，一路鞭笞着部属，驱动硕大无朋的怪兽与形如鬼魅的 “长生军”，践踏自由的希腊土地，使原本柔风吹拂的麦田上空黑云密布。如果说这不是反映了古希腊人对陌生敌人的臆想的话，至少是反映了现代人对“文明冲突”夸张武断的渲染。

真实的历史提供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希腊人掠奴蓄奴的行为是有据可查的，而史料同样记载，波斯王居鲁士曾下令解放帝国各地的奴隶。对此最好的证明便是，将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中解救出来的居鲁士，被犹太人写在他们的《圣经》之中，其令名传颂至今。推崇雅典民主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遭故国放逐后，在波斯国土上依靠便利的交通系统自由游历，探访尼罗河的源头，凭吊古战场，在图书馆搜集有关偏远民族的逸闻。如果我们相信好莱坞告诉我们的故事，这样的情况绝无可能。

当然粗糙的简单化倾向并不只存在于一方。在德黑兰的前美国大使馆墙壁上被描画为死神模样的自由女神像，也是将一个原本丰富而鲜活的国土缩略为一种观念和符号。与其说它反映了一种仇恨，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偏见与恐惧。

如此之长的历史评论是否有意义？也许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对伊朗副外长穆桑·塔拉艾的采访，当时他翻翻眼皮说，“什么是历史，美国人知道吗？”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武断，但事实通常是，“旧世界”千头万绪、浩如烟海的历史，往往令“新世界”里心灵年轻的美国人心生烦躁，避之唯恐不及，而以碎裂形态出现的不连贯的历史，往往会扭曲一些政策考量。例如，美国人常会为伊朗民众对核计划的支持度感到不解。稍稍了解一下自古以来波斯在数学、化学、天文、医学上的杰出成就，而不是错误地将其想象为一支愚昧狭隘的族群，也许会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伊朗人试图恢复旧日荣光的心理。

事实上，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发表他的过激言论时，通常是在与他的对手布什一道向世界描绘一幅令人生畏的伊朗形象。但实情要复杂得多。且让我们引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伊朗裔美国人雷·塔基亚的话:伊朗与叙利亚、朝鲜是截然不同的，“伊朗的各种组织、选举、政治派别能起到作用，并对政府行为方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议会和总统办公室里、各种研讨会上、大街小巷里、新闻媒体上、学院的大厅里，激烈的辩论时常发生。伊朗远不是一个僵化的专制国家……改革派教士、破除了幻想的年轻人、身负重压的中产阶级、寻求解放的妇女、呼唤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已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对公民的呼吁做出回应。”而把伊朗归入邪恶轴心，“只会为其强硬派提供弹药，使其谴责伊朗的民主派是在不自觉地配合西方的诡计。”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缓和所引发的历史进程，帮助促成了一个亚洲大国的繁荣与人类命运的转变。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摆在伊朗人与美国人之间的是更大的历史机会。这有赖于双方直视对方的眼睛，而不是像他们一直在做的那样，躲在厚重的历史迷雾后方，在想象中把对方异化为面目狰狞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