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後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後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会谈记录显示领袖性格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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