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破四旧”场面

8月24日一早，浙江大学约10位同学分两批先后来到灵隐寺，与先期到达的杭州第四中学20余名红卫兵不期而遇。只见这些中学生拿着棍棒、绳索和铁锨，正是准备来砸灵隐寺的。由于浙江大学的同学早有思想准备，见状后马上关闭了通向天王殿的东西侧门，并接过该寺老和尚递过来的大锁，将所有人口锁了个严严实实。同时，他们还在天王殿门前筑起一道“人墙”，阻止红卫兵进入。就是这一挡，为保护这座千年古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当时情况仍然非常危急。浙大的同学不仅势单力薄，赤手空拳，而且红卫兵还有大批的后续人员即将到达。届时，以10人之微，怎么能抵挡几千人之众?于是，他们一面在园林工人的帮助下，给学校广播站打电话求援；一面向红卫兵提出，灵隐寺不能砸!能不能砸，我们要辩论。浙大的同学提出这一办法缓解了矛盾、拖延了时间，不失为睿智之举。“大辩论”是中央倡导的一种“时尚”的形式，红卫兵很难拒绝。浙大的同学正是靠了这一招，暂时阻止了中学红卫兵的鲁莽行为，并为省市党委、政府介入矛盾，最终保护灵隐寺，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依据，同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斡旋的余地。

大批保护人员及时赶到灵隐寺，是古刹得以完好保存的保证。浙江大学广播站接到灵隐寺告急的电话后，立即在校园里播出紧急通知。广大师生闻讯后群起响应，很快集合起三四千人，跑步赶往增援，并且比红卫兵大部队抢先一步赶到了灵隐寺。他们在灵隐寺周围迅速筑起一道道防线。也就几分钟光景，以杭州四中红卫兵为首，包括浙大附中、杭州二中、杭州六中、杭州七中、杭州八中、杭州十中等学校的约2000名红卫兵，也到达了灵隐寺(其中还有极少数的机关干部、工人和大学生)。但是，这时的灵隐寺周围已经站满了保护灵隐寺的大学生。随后，杭州大学也有一批学生闻讯赶到，加入守护灵隐寺的阵营。

此时，在灵隐寺与飞来峰之间的狭长谷道里，聚集了双方约五六千人。他们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场面混乱不堪，双方不仅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有些人还互相推推搡搡，情绪极为激动，眼见一场更为剧烈的冲突一触即发。经过省、市有关领导两次劝说、疏导，并提出将灵隐寺封闭的办法，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当晚大多数红卫兵四散离去，但仍有极少数红卫兵坚持不走。由于浙大的师生当晚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随后也很快撤回。因此，杭州市委一面组织留守干部、部分园林管理局职工和附近的农民负责看护，一面对少数顽固坚持偏执意见的红卫兵继续做好说服工作。

政府对护寺起了重大作用

8月24日上午，得知浙江大学师生和红卫兵因保护还是砸毁灵隐寺问题发生尖锐冲突的消息后，杭州市委统战部和市园林管理局马上派薛膺伟、李云萍等干部到灵隐寺了解情况，并留守现场；同时让他们将情况迅速报告杭州市委。正在参加市委常委办公会议的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与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接到报告后，当即指示：请已经留守在灵隐寺的干部，再做些说服工作；同时要组织部分贫下中农和市园林管理局的工人去现场，增强做劝说工作的力量。杭州市委同时决定，由顾春林代表市委、市政府去现场做工作，并将情况迅速报告浙江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