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太炎先生致玄同先生59封信中有一个空缺期，即1919年至1929年这10年左右的空缺，这期间玄同先生正致力新文化运动，他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批判“桐城谬论”和“选学妖孽”，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拥抱“科学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先锋，成为“思想解放”的代表。他的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其影响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太炎先生当年带头的“反满革命”，他的激烈甚比“七次追捕、三入牢狱”的太炎先生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炎先生为了抵孔，站在古文经学立场驳斥康梁保皇的今文经学，否定今文的“微言大义”。而玄同为了“反满”，提倡“复古”，但他要复一切古，比他老师更激烈。玄同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要把“经书”都扔到粪坑中去，提倡“疑古”，甚至要怀疑一切的古，还要消灭“汉字”，改用罗马字母……，这一切令人瞠目。

这种有话不说八分，而好说到十二分现象，在章门弟子中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至少还有一位余云岫先生也是一样。余云岫也是太炎流亡在日本的弟子，他虽是个医生，但他随太炎精研经典，对古籍中中药文献极为精通，他撰写的《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与《古代疾病名侯疏义》，对十三经中属医的文字考证得一清二楚，他用中西结合方法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消炎制痛膏，远比当时德国制痛膏效果好，这一切都是中医不能比肩的。但他这么精通中医，却提出了“废除中医案”，也让世人瞠目结舌。玄同与云岫都精研古籍与中医，都为了“新文化运动”与“医学革命”，都激烈地冲到他们提倡的事物对面去了，成了两个“怪人”。

其实他们这种“激烈”，多少还是受到他们的老师太炎先生的影响，太炎敢于拼命和穷究学问的精神，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并世无第二人”，这种精神多少影响了他的弟子。玄同先生倡新文化运动，蔑视一切旧规，极像太炎当年反满革命气概，太炎传授给他的“六经皆史”观念，让他敢于怀疑一切的古。太炎与玄同为政为学往往是义无反顾的，激烈异常的，但他们待人却是很和蔼，一点没有架子的。太炎几位成就最大的弟子与太炎性格几乎都很相似，连他们的寿命也几乎相同，黄季刚只活到五十，玄同活到五十二，鲁迅五十五，吴承仕五十六，恐怕都是太劳碌之故。

五

太炎致玄同59封信中论学的占绝大多数，议政论证者不多，直到辛亥革命后的书信中才有一些这方面文字，这些文字对研究太炎政治思想颇为重要。

辛亥后的政局一片混乱，各种人物与政治势力都粉墨登场，太炎先生在信中深感“海上士大夫犹是偷安”(1911年12月2日)，而“浙中土酋讼棍，盘踞省城”(1912年3月23日)，“游民喧哗于政府，土司盘踞于地方”(1912年9月7日)，他们纷纷利用太炎结党结社。太炎去东三省筹边，一心想搞实业，“出塞月余，官吏腐败甚于鲍肆”(1913年2月5日)，而反观家乡，“浙中当事骄横逼人，蛰仙尚不能堪，况乎我辈”，“浙之败类多出省城，近皆麕聚京城”(1913年7月14日)。令他愤而辞去诸多“会长”头衔，“觉吴山越水无足以系感情者”。“北人原不皆狡狯，但势利居心”(1914年7月28日)，“国事板荡，无术拯乱”，而革命党内讧哄不断，政客、旧官僚、军阀、士绅……纷纷出来乱政，现实让他深深认识到，“至此又觉革命党中孙、黄诸子尚是可人也”(1913年2月5日)，于是太炎先生与孙中山、黄兴再次携手进行了“二次革命”。

六

太炎先生给玄同先生信中多次讨论“讲学”事宜，辛亥革命后很多人劝太炎少议政事多讲学问，太炎认为政局未定非宜讲学，多次拒绝。晚年则兴学开讲，但他对当时学校教育颇多意见。他说:“时见大学诸师，辄讲经学史学概论，弟子既未读经史，闻讲概论，亦如老妪听讲《法华经》耳。史既无暇卒读，经书稍简，讽诵非难”(1936年5月22日)。他认为读书读书，要读原著，如靠听听“概论”，如听“说书”，靠别人咀后喂人，这样的学问是做不好的。故他“目前每星期讲演一次，课诵经文一次(皆曾诵经文者)”，都要听讲者先读了原著后再来听讲。太炎此见与今日教育状况颇似。

七

太炎先生给玄同先生信中有多函是讨论医学和购买医书的，1911年9月27日函论医尤为详尽，洋洋大论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思想业已形成。太炎先生出身三代世医之家，自幼爱习医，今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他青少年时抄录各种古代选方一千多帖的手本，1910年他在《学林》杂志又发表了《医术平议》，是他第一篇系统医学评论，故与玄同论医如数家珍也。这封信我已收入在我编的《章太炎全集第八集——医论集》中了。但59封书信中还有许多精华东西，远未被重视，特写此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