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为评论《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书的出版，我再次查阅了钱玄同、朱希祖、鲁迅3人师从先祖父太炎先生的相关资料，其中有钱玄同先生后人赠我的先祖父致玄同先生59封原函的复印件，共两大册，从这59封信中能够更深地看出章太炎与玄同的师生之谊。

一

玄同先生与太炎先生师生之谊可以说保持了一生，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些信函就是最好的佐证。这59封信是从1906年至1936年，整整40年的交往跃然在纸。玄同先生将这些信函小心地依秩装裱成册，并一一注明日期，并注明从何处寄往何地(仅有七函无注时地)，足资对老师函件珍惜程度。可惜《章太炎书信集》将这些注都删除了，让人读来没有头绪。

这59封信中，有40封是论学的，有8函是论时政的，余11函是普通书件，虽然玄同先生致太炎书信没有保存下来，但师生亲密交往仍可从太炎复函中一览无遗。一般人都认为玄同先生是和鲁迅兄弟一行8人在1908年《民报》社从师太炎的，其实玄同先生要早得多，太炎在《民报》社讲《说文解字》前在帝国教育会和大成中学就始讲学，玄同先生已在大成中学听过一次《说文》，并形成了16册笔记，后又在《民报》社再听一遍，又修改补充了他的笔记(今仍藏于后人手中)。而玄同先生真正结识太炎则是在1906年10月初，从太炎回信就可以知道。太炎谓:“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1906年10月8日)，这时离太炎因“苏报案”获释流亡日本仅仅只有3个月，他们就结识了。而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

二

从这59封书信可知玄同先生如何求学如渴，好学不倦，而太炎先生是如何诲人不倦，爱护后进，形成一幅师生勤学的情景。玄同先生问学之勤可从太炎复信中见诸，“八月初四日书已复，近得重九日书”(1910年10月20日)，“迭接三书，所问象形指事之辩”(1910年10月31日)，“前得手书两件，今又在幼渔处得书三通”(1910年12月9日)，“自幼渔处得书十二叶”(1911年1月24日)，“前所问十余纸，由幼渔处寄来者”(1911年3月14日)……，可见玄同先生问学之勤，常常迭书问学，问学之细，常常一通书函达十余叶。而太炎先生几乎有问必答，详详细细，答而不厌，尤其玄同先生离开日本赴嘉兴、湖州等地教学期间，答之更详，如1910年4月18日复函六叶，1910年5月10日复函五叶，1910年10月31日复函七叶，1910年12月9日复函七叶，1911年1月24日复函十二叶，1911年9月27日复函九叶……。至于复函在四叶以上者多达十余通，密密麻麻蝇头小楷写满整纸，显示对弟子的热心和负责，没有一点点权威的架子。

玄同先生在拜师太炎之前，就有了很好的国学根底，尤其对音韻文字学，这是治经的基础，拜师之后又两次系统听授《说文》，记下了16册详尽笔记，以后他在多个学校教书，主讲文字学，写过许多这方面讲义和专著，但他还是不断钻研，精益求精，不懂就问，有着一个学者的真正本色。

三

太炎先生拥有许多学生与弟子，晚年编《同门录》，仅及门弟子多达百人，而最大弟子有5人，时人用太平天王制戏分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他们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系统，自成学派。而与太炎先生关系最密切者，当推玄同先生与朱希祖和吴承仕，而吴承仕先生拜门则比玄同先生晚了6年，黄季刚先生则性格怪异，难以相处，鲁迅先生兄弟这些弟子则更多是思想上与师保持亲密，而玄同先生则是当之无愧的大弟子，帮老师做了许多事，成了先生的左右臂，很得先生倚重。在日本期间，玄同对太炎的崇拜到“绝对”的程度，由太炎介绍入同盟会，有时还下榻于太炎寓所。太炎的重要著作《小学答问》就是由玄同手书付印。在59封信中，有3封信是太炎用篆体书写的(1909年1月12日，2月23日，5月3日)，太炎要玄同用正篆录写《小学答问》，自己便以篆体作范。但《说文》收录的“正篆”有限，故建议杂用“今隶”，这就使玄同先生以后的书体形成了特殊风格，楷中带隶。辛亥革命后，太炎先生因反袁称帝被囚北京，玄同先生也经常去探望，太炎先生有时还会主动去信约玄同一见，如1914年8月19日函称:“知弟近甚郁郁，仆亦不甚舒畅，何不相过一谈”。抗战烽火起，太炎赴京促张学良抗日，并在北京讲学，玄同先生亲任翻译。太炎晚年聚众讲学，并出版《制言》杂志，玄同积极参与，并与吴承仕先生为太炎编印了《章氏丛书续编》，成了晚年太炎最高兴的事。《丛书续编》中的《新出三体石经考》也是由玄同先生用篆隶录写，为此太炎专门作跋，称“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对玄同称赞有加。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太炎去世，玄同先生作了一副长联作挽，恐是挽联中最长一副。1936年9月4日，他与北京同门在孔德学校礼堂为太炎先生开了追悼会。师生之谊持续了四十余年，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