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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国民党由强大走向衰败，国统区经济的恶化，迫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起来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一向以“民间”、“中立”自诩的《大公报》，为了维持生存，从蒋介石宣布“戡乱”起，《大公报》就慎言慎行，社评的语调尽量温和，报道的消息尽量不与《中央日报》差距过大，副刊尽量登一些闲适的散文。惟一可取的，就是还报道一些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战争动乱中饥寒交迫、饱受煎熬的见闻，以期使当局看到民众的呼声。《大公报》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是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游行，遭到军警的镇压。《大公报》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慨。他在《观察》的评论中写道: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

紧接着的一件事是1947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查封的罪名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冥国国歌》歌词，作者采用了国民党党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政府。这件事令当局暴跳如雷，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追究《新民报》的政治责任。这个事件刚刚平息，《新民报》重庆版在3月16 日又登出一篇题为《无题》的杂文，说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就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对报社员工进行武力威胁。

《新民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经常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言论和新闻报道，被当局查封是早晚的事。三家报纸被封后，激起了舆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对三报的被封，没有表示明确的抗议和同情。

《大公报》何以会如此？国民党政府要控制舆论，就要消灭一切不听命于它的报刊。《大公报》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低调。另外还有原因。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老板胡政之从国民党中央银行以官价兑换了20万美元，购买设备发展事业。在当时外汇极为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笔优惠的巨款。蒋介石是不会白扔钱的，他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公报》的“津贴”。吃人家东西嘴软，受人之惠，当然不好意思再骂人家。《大公报》在政治问题上就不敢那么尖锐了，胡政之还参加了南京的“国大”，替蒋介石捧场。但是他心里明白，《大公报》这样下去是自毁招牌。他一生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将20万美元大部分投到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开辟新的阵地。

所以，1948年初，《大公报》在上海学潮、舞潮、工潮的风暴中，表现得相当软弱，不但不支持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反而高唱“社会需要祥和空气”，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与此同时，又连续发表社论，倡导“自由主义”，对内战要做“填土工作”。这些行为招致了左派的严厉批评。也为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不满。

“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月14日他电告香港、上海地下党和文化机构:“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在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首先对《大公报》的言论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胡绳的文章《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写道:

公然为旧势力歌颂，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

在国共双方决战的时候，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的历史时期，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样划分，国民党当局也不能容忍。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王芸生提出警告，但王不听。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