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9年4月，吴国桢逃离上海，5月上海解放。与此同时，张翰庭先生的家乡温岭也解放了，当时解放温岭的并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首先进入温岭的是以周丕振为司令员的中共浙南游击纵队，当部队进城时，很多士绅或避匿或逃亡，而张翰庭先生则宰猪担酒进城犒军。

周丕振率领的游击纵队解放温岭后，丁世祥暂摄县政，还曾接见过犒军的张翰庭先生，感谢他为大军筹措4万斤军粮和10万斤草料，并将家中为防海盗土匪之用的全部枪枝弹药上缴政府的侠义之举。

周、丁等几位领导都是当地人，对张翰庭先生是了解的，尊重的。但俟1949年6月，解放军大军南下，南下干部70余人取代周、丁等当地干部到温岭任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新任张县长竟以邀请张翰庭先生的方式将其逮捕入狱。

周丕振司令员得知此消息，十分吃惊，特地委遣当地老师叶黄平给张县长一信，介绍张翰庭为地方为社会所作的一切，要求释放张翰庭先生，张县长未予理睬；温岭乡间六七十位老人顶香至县政府前，要求释放张翰庭，张县长还是不准。张翰庭被抓，惊动的不只是温岭县城与乡下，浙沪两地也掀起不小的波澜。张翰庭的义举，一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书场电台一口一声的活菩萨、大义士、救命船主、救命英雄的称颂，上海市民记忆犹新，如何时间仅过一年，救命菩萨竟成了阶下之囚？上海宁波同乡会是当年处理“江亚轮”海难的一个群众团体，对张翰庭先生的义举有深刻的了解，为此，他们上书陈毅市长，要求释放张翰庭，陈市长从善如流，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向浙江提出要提张翰庭到上海；时任解放浙江的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的谭震林同志也接到众多群众反映，为张翰庭的当年的作为而感动，发专电至温岭，令将张翰庭送往杭州处理；更有浙江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张翰庭被地方政府逮捕而震惊，向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

上海要提人，浙江要提人，最高法院院长亲自过问，到底为什么要抓张翰庭？温岭政府当时以张翰庭杀害梁耀南、梁耀东、李敏轩等十一位共产党员及其他罪状上报中央。中央的批复是:“组织法庭，核实事实，给予极刑。”

在狱中的张翰庭先生可能也知道，对于他的入狱，外面会有人在为他奔走，所以从他本人来说，绝对没有会被处决的思想准备。据狱友所说，临刑这天吃早餐时，听到狱内鼓号声，张翰庭先生还对狱友徐开春、王建一等人说:“今天不是节日，怎么会有此声？”后又听到“张翰庭带东西”，他以为要起解上海，还担心地对狱友说:“路上无人照顾，怎好？”等到走出监房，看到全副武装的行刑战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他背对牢房，面对行刑的战士，仰天长呼:“天晓得，天晓得啊……”

建国初期，“土改”、“镇反”等为巩固共和国政权的各项运动是绝对必要的，但由于规模大，势头猛，不可能有今天“疑案从无”的司法程序。虽然张翰庭被处以极刑，但他的家属们和“江亚轮”的幸存者们坚信他是清白无辜的，他们能够作为的只能是为他翻案。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月走过来的人们都很清楚，要想翻案，在那年月，决不是锲而不舍所能奏效的，他们只能等，等，等待合适的时机……

四

“文革”结束了，张翰庭先生的平反开始显露曙光，其中的几起几落且不赘言，单讲失之交臂的一次:温岭家乡有位有些来头且十分热心的人士张小海，在其父亲平反后，起念为张翰庭平反，他到温岭横河老家去见张翰庭先生的遗孀王佩芬女士和张翰庭先生的第六个儿子张克勃，以自己为父亲平反为例，表示愿意出面代为申诉。于是张翰庭先生的女婿林仁基于1986年6月13日将申诉书交给热心的张小海，由他代诉。也许是因为张小海有些来头，一个月后，中共信访局第491期(1986年6月30日)文件到温岭县。内容如下:

浙江省温岭张小海(自称是蒋介石外甥俞济民的过房儿子)致信小平同志，说其父张晓嵩于一九五零年被错杀问题已于今年五月在中央批示下，由薛驹同志主持进行了平反，现来信并附王佩芬(张翰庭之妻)申诉信一件，为原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张翰庭申诉。

来信说张翰庭早年为同盟会会员，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被选为浙江省参议员，四八年十二月随自家船从上海返海门，行至吴淞口，适遇“江亚”轮遇难，张亲率船员抢救，获救者五百四十三人，博得了中外舆论一致赞扬。国共和谈破裂后，张通过何悦湖与浙南游击纵队周丕振司令员秘密接触，决定留在大陆。温岭解放后，张一面宰猪担酒慰劳我军，一面应政府要求，筹措军粮四万斤、草料十万斤，并将家中枪支弹药全部上缴政府，以明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