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罪银”制度化和“发明”新财源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然而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和珅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乾隆四十一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

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一个天才“发明”。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要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议罪银不仅没起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

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括。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缴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查一个，带一窝” 腐败呈三大特点

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而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腐败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摘自《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张宏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