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月不贡 名目繁多，数额巨大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

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到了失态的程度。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几乎无月不贡。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光明正大”，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他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原因是进贡过程中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也可以纳入私囊。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择收部分，其他退回。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等无数大案，而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一千见面，二千便饭” “办事处”成交易点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糜。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二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望冒赈案发，还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有点像今天的“办事处”。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说，王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驻省城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