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特·维尔纳来华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战争，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从此以后不但中德两国“国无宁日”，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不定之中。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断了返回德国的路，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去了英国，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如她自己所说:她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1933年，佐尔格奉调返回莫斯科，后来被派往日本，1944年11月在东京被杀害。鲁特·维尔纳也奉调去莫斯科，接受情报职业训练，于1934年夏天与同学恩斯特一道被派往沈阳，一方面搜集日本人在华活动情报，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在莫斯科她去阿尔巴特街苏联红军情报局报到时，接待她的苏联军官都称呼她“索尼娅”，开始她很纳闷儿，慢慢从他们的谈话里才弄明白，原来是佐尔格为她取了这个职业性假名。

佐尔格怎么会想到给她取这样一个名字呢？一是因为“索尼娅”在俄罗斯是个广为流传的女性名字，便于苏联同行记忆；二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居住时，常常在欧美人士聚会上听见一首流行歌曲，名叫“当索尼娅幸福地翩翩起舞”。这首流行歌曲节奏明朗欢快，很适于伴舞，想必给佐尔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向情报局推荐鲁特·维尔纳时，故意为她取了这个假名。从此以后鲁特·维尔纳在苏联情报机构中便以索尼娅的名字著称，40年后她为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索尼娅的报告》。

鲁特·维尔纳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位情妇住过的别墅配楼里，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她的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与苏联沟通，以外国人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他们购买制造炸药的原材料。1935年的夏天，日本人在丹东一位中国同志家里搜出炸药，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十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鲁特·维尔纳得到消息，及时撤往北平，躲过一劫。

解放后人们从日伪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鲁特·维尔纳，误认为她是个“俄国妇女”。在北平期间适逢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即佐尔格的继任者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和审讯。为了避免再牵涉进去，鲁特·维尔纳奉命返回莫斯科，此后先后在波兰、瑞士和英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直至二战结束。由于她在无形战线上做出杰出贡献，两次荣获苏联红军情报局颁发的“红旗勋章”。

她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离开中国沈阳，鲁特·维尔纳先后被派往波兰、瑞士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在沈阳时她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她丈夫和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多一层掩护。一年后她在波兰生下女儿雅尼娜，这时在上海降生的儿子米沙已经六岁。汉布尔格先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掩护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才在瑞士办理离婚手续，独自一人返回中国。这时鲁特·维尔纳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有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危险，遵照“中央”指示，她须与一位来自英国的同志办理假结婚手续，以便日后转去英国工作。就这样，她与参加过西班牙反佛朗哥战争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办理了假结婚手续，后来弄假成真，她则由汉布尔格夫人变成了毕尔顿夫人。

鲁特·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离开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经由海路抵达利物浦，后来在牛津距离父母不远的乡下定居下来，并与“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她除了与苏联特工“谢尔盖”们定期交流情报，还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冒着风险与中央直接联系，逐渐发展小组成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她父亲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向她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就这样，鲁特·维尔纳在她的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情报员。

与她共同完成这件惊天动地大事的伙伴，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出身于德国神职人员家庭，他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德国新教神甫，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1932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当时是物理学大学生。1933年流亡英国，在那里完成学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早期核物理学家MaxBorn，TubeAlloys等人一道从事核物理学和原子武器的研究制造工作。1945年7月16日参与了美国“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