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多年的战斗生涯中，王震曾7次负伤。白求恩大夫在给他做手术时曾经批评他说:359旅的干部负伤过多，根子就在你这个旅长喜欢带头冲锋。王震认为，一个指挥员对重要的作战，必须亲临第一线，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指挥。冲锋在前是鼓舞士气的有效手段，一支部队打起仗来全都嗷嗷叫，不怕死，就先胜了三分！

1938年秋，王震和王季青这对戎马情侣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生下来时，王震正率部与日军激战。当师部的一位参谋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王震只是随口应了声“噢，知道了”，并未记在心上。战斗结束后，王震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就问那位参谋:“哦，你曾报告过么子事？”参谋说:“王教员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已经好几天了。”王震听了，哈哈大笑:“好么好么，老子打鬼子后继有人啦！”他给儿子取名叫王兵。

在同日军浴血苦战的那些日子里，王季青不得不把刚出世的孩子寄养在绥德一个老乡家里，她随359旅转战晋察冀。直到1940年春天，王震率部奉调卫戍延安，她才把儿子从老乡家接了回来。

王震南征，令王季青牵肠挂肚

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359旅挑选一位团长率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同时护送一批干部)挺进敌后，到南方各省份去开辟根据地。王震立刻召集团长们传达了这一决定。但团长们都觉得此任务重大，怕不能胜任。已经担任了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等职的王震马上去枣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动请缨率部南征。

临行前，王季青特意把两双羊皮护膝塞进他的挎包里，一再叮嘱道:“天冷了，不知道又要跑多远的路，最担心的是你这条伤腿。”王震吟了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诗，然后在三个孩子的头上都抚摸了一把，笑道:“哈哈，我们如今已是‘兵军之家’(他给三个儿子取名叫王兵、王军、王之)，老子趴下有儿子！一切有组织安排你们。”

王震走后杳无音信。王季青和往常一样，白天给干部教导队补习文化，晚上就在窑洞的小油灯下纺线。有时也去南泥湾劳动，看望留守的359旅官兵，好像王震还在南泥湾。王震走后的第一个春节，邓颖超、康克清、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等大姐们来串门拜年，并带来消息说王震在鄂北大悟山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会师了，接着又渡过长江，打回湖南老家，建立了以衡山为依托的湘中抗日根据地。眼下，南下支队正向粤北挺进，欲与东江纵队会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急令王震率部迅速北返。蒋介石密令沿途各部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王震。时过数日，王震仍未率部归来。有消息说，南下支队从粤桂边向中原突围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王震下落不明。王季青的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难道毛主席在部队南征时所说的“第二个可能性”就要变成现实，南下支队真的会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吗？

在王季青忐忑不安的等待中，1946年2月的一天，一架标有美国航空标志的专机在延安南关机场徐徐降落。飞机刚停稳，舱门启开，走出来的并非美方官员，而是穿着国民党校官制服和高筒马靴的王震。原来，1945年8月，南下支队抵进广东南雄，正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合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日本投降之机，纠集15万人，对南下支队进行大规模的围追堵截。南下支队处境十分危险。王震奉命率部北返，杀开一条血路，回到中原，又与李先念部队会师，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根据中央的决定，王震作为中原军区谈判代表，参加军调处执行部汉口执行小组。他受周恩来的委派，此次赴北平军调部会谈途经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中原军区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汉口小组会谈的情况。王震向毛主席汇报完了南下支队和中原军区的情况，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有关指示，尔后才回到家。

见到丈夫平安归来，王季青又惊又喜，没想到，王震见到她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马上又要乘专机去北平，你也跟着去。”王季青不禁一怔:“我去北平为什么？”王震说:“你不想回母校看看？你可以鼓动学校的师生搞声援，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再说，我们要与军调部的美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谈判，你不是懂些英语么，就给我们做翻译和秘书工作。”王季青为难地看了看分别只有8岁、6岁、4岁的三个孩子，然后说:“好吧，我把孩子安顿一下。”

王兵、王军、王之三兄弟很不高兴，他们天天盼着爸爸回来。如今爸爸刚回来就又要走，还把妈妈也带走了。王季青随王震到了北平，下榻在北京饭店内的谈判调停执行部。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中共谈判小组的一切行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王震等中共代表同美方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会儿武汉、一会儿上海来回穿梭，不停地改换着谈判地点。内战迫在眉睫。为安全起见，组织上把王季青从北京饭店转移到翠明庄，不久又搬到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