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国民党一些将领眼里，八路军就是“土八路”，只会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在抗日战场无济于事。可我军运用游击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给瞧不起八路军的国民党将领以响亮的回答。当刘师长集中了一批日军的战马、军刀和大衣、军毯，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时，卫亲自过目收下，并对刘师长指挥的七亘村连续伏击战，叹为奇迹。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山西的数十万大军却在日军进攻中，稀里哗啦向南撤退，一直退到晋南中条山、黄河以南地区，山西、河北等地已见不到国民党的部队了。11月上中旬，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

我护送邓小平政委到第129师上任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从马牧村出发时，总部搞了台汽车，全部人员都坐车出发。这是两台烧木炭的卡车，日本造，质量很差，走着走着就抛锚。幸好几个司机都是老“把式”，总能对付着开动。

离开总部时，我问总部管理人员，我身上没带一文钱，路上吃住怎么办?管理人员说他也不知道。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就匆匆忙忙上路了。

我们一路要经曲沃、冀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的路窄窄的，坑坑洼洼，走了3天，才好不容易到了长治。这几天吃饭住房都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吃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警卫人员省事省心。到了长治，彭真就到了目的地，不跟我们走了。这下我抓瞎了。

我们继续坐汽车到了武乡县。武乡县没人接待，我紧张极了，邓政委的行动要保密，不能找县长。我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政委住下来。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我真后悔，出发时要是从师部领点钱就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报告邓政委，说身上一文钱都没有，首长吃饭的事不好解决。

邓小平政委瞅我一眼，说:“我身上有钱，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

我心里想:没有解决首长吃饭的事，怎么还能用他的钱吃饭？便说:“邓政委，你带你的警卫员去吃饭，我和其他人员找村长安排。”邓政委同意了。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路途辛苦，很快睡着了，我却难以成眠，想着明天怎么搞，尤其是汽车千万别出事。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看司机发动汽车。果然汽车发动不着，捣腾好多遍，司机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汽车坐不成了。

请示邓政委后，我去县政府找马。县政府一个负责人说:“多了不好搞，只能解决四五匹。”我带回4匹马，请邓政委和警卫员骑马先行，其余的徒步行军。剩下的都是山路，不算太远，只一天时间便赶到了辽县西河头第129师师部。

邓小平政委受到刘伯承师长的热烈欢迎，从此，刘伯承、邓小平便战斗在一起，统率着第129师这支抗日劲旅。此后不久，第129师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均取得胜利。

（本文摘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回忆录《太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