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因为这些，孙曜东和其大哥孙仰农给他起外号“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张伯驹摒弃世俗，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填词做诗，学唱京剧，写字作画……他自幼聪颖多才，凡是喜爱的事情，都一心钻研，无不做到极致。

在欣赏他的人眼中，张伯驹是位“翩翩佳公子”，“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公认。“四公子”之说有不同的版本，流传最广泛的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溥侗是溥仪的族兄，道光皇帝的曾孙，别号“红豆馆主”。他7岁就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但却对政治毫无兴趣，是“生就的闲散人”，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更以皇亲贵胄身份，向众多京剧、昆曲艺人学习，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号称“票界大王”。他生、旦、净、丑全能，曾一人在《群英会》中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轰动京沪。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生性散淡，一生无意政治权位，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他为人风流倜傥，过的是“有诗有酒不羡仙”的日子。

张学良是人所共知的人物，曾数次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他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与其他三位相比，作为不同，传统文化素养有很大差距。大约因为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被拉进了“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与“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都有交往，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过从甚密，一起快意诗酒，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

大约在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爱上了收藏，并一发不可收，将自己的精力、财力尽数投入其中，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那年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那匾额底子残破，缺损“房”字，但笔意纵放，正中“康熙御笔”朱文印尚好。张伯驹看了十分喜欢，当即买下，因喜“丛碧”二字繁茂葱茏，从此以之为号。自此，他爱上了古字画收藏。

收藏，一要有财，二要有才，张伯驹正好都具备。有人说，他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说到“财”，张家积蓄深厚，又是当时最大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才”也不必说，张伯驹自幼聪慧，有惊人的过目不忘本领，又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素养深厚。喜欢上收藏后，张伯驹全情投入，逐渐成为鉴赏大家。

对于收藏界来说，当时有着很好的机遇。清朝灭亡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产为生。他们阔绰惯了，有了钱随手就花，花完了再卖东西，家藏的古字画流散市场。更多的藏品出自清廷。早在袁世凯死后，清室优待费就被取消，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生活更是窘迫，只好大量变卖从宫中带出的字画。大约1927年，溥仪让人将宋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四件字画拿到天津盐业银行抵押。当时，张伯驹正好在天津，力劝银行经理收下。此后，盐业银行又先后收买到文征明《三友图》等多件大内珍品，这些古字画后来大多为张伯驹购得。此时张伯驹本已锻炼出一副好眼力，通过收藏大内珍品，鉴赏字画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

那时，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对此深为痛惜。最初，他收藏古字画仅仅出于爱好，这时却生发出一种责任感，以保护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又实践了这个诺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张伯驹试图阻止珍贵文物流往国外，单凭赤子之心，勉力而为，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其人其事，成为收藏界温暖人心的记忆。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