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大国民》之陈云文革名言：康生是鬼不是人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农村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大家希望他能对这些事作出结论。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但在郝家坡会上，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我们当时在塑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康生要我单独向他汇报。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那天听了并没有生气，只是批评我说，你是个书呆子。

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已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礼尚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只说我是书呆子，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

1960年6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去看原单位负责人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编《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为什么必须告诉你呢?当时康生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真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

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文学艺术知识比较丰富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

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上世纪60年代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