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赫尔利又向蒋介石建言，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来重庆谈判，那么，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拖上它一段时间，乘此将国民党军派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共产党便成为笼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令赫尔利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应邀前来和谈。他不仅多次与蒋介石会谈，并且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中国共产党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荡胸怀，更纠正了国民党反动派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偏见，毛泽东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深受国统区人民的认知和喜爱。相反，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赫尔利于无意中竟给毛泽东、共产党作了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而却给蒋介石帮了倒忙，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米。

毛泽东发誓赶走赫尔利

1944年七八月间，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组长为戴维·包瑞德上校。他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应该与他们联合对日作战。他们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而应推动国共两党向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赫尔利是个胸襟狭小的人，一直将包瑞德等视为史迪威的人，必欲扫地出门而后快。在使馆的训话会上，他严厉警告说，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他认为美国国内的批评舆论，都是由于包瑞德透露信息。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寻机报复，先是给包瑞德的晋升设置障碍，使包瑞德失去唯一的一次晋升将军的机会，然后，再无端地撤了包瑞德的职，随之便将他调离中国。

赫尔利回国述职的时候，美国驻华使馆的文武官员聚集一处，畅所欲言，检讨赫尔利对华政策，认为事情的发展极为严峻，应该给国务院写一封急信。这封信由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起草。这封信大胆地批评说，由于赫尔利的错误，致使蒋介石“不愿作任何妥协”，而共产党又以为我们“支持蒋介石”，于是，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隐伏着深刻的内战危机。他们建议:总统应该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赫尔利更是明火执仗，为虎作伥。他公开声言，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国共产党已被列入他的黑名单。他还无所顾忌地追究使馆内的“不同意见者”。谢伟思便深受其害，被强加“偷窃文件”的间谍罪与其他6人一起被逮捕。拔掉了眼中钉，赫尔利称心如意，蒋介石也兴高采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

1945年4月5日，《新华日报》针对赫尔利在美国的胡言乱语，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文章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于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时值中共七大闭幕，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严厉批评赫尔利扶蒋反共的卑劣行径。毛泽东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诬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滥调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毛泽东还说:“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民主同盟两位代表时，对赫尔利的批评已带有明显的义愤色彩，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同时，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赫尔利再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非议也越来越多，舆论指责他“颠倒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已是声名狼藉，美国不得不纠正他所造成的偏差，改公开扶蒋反共为扶蒋容共，企图通过所谓“调处”国共关系，不战而控制中国。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很不情愿地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职信。自此，便再也无颜踏上中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