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们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倨嫱镜暮米鞣纭N艺飧鋈耍?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

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再次提到去黄河的事。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他略停片刻，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2年，毛泽东没有去。这年的9月，中国政治生活波澜再起，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还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毛泽东没有去。他忙于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在党内搞反对修正主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为了实现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山区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开始训练马匹。这一年8月，在北戴河，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试着骑上了一匹大白马。但到年底，视察黄河计划被取消了。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骑过的那匹白马因病而亡。

1965年，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叹息: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毛泽东终于没能走黄河。中国的历史，在1965年之后，再次拐弯，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