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中）与苏联军事倾问铁罗尼（左）、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右）

当他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他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邓演达在军校的盛名和对国民党右派的批评，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并千方百计排挤邓演达。他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避免矛盾激化，1925年春忍痛辞去教育长职务，赴德留学。

后来孙中山病逝，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气焰越来越嚣张，邓演达便于1925年冬取道莫斯科回国，为捍卫三大政策，与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随即任中央军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

他以惊人的魄力，重振当年黄埔的革命精神，并且一直劝谏蒋介石。但蒋介石一意孤行，1926年3月，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拘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邓演达挺身而出，与蒋斗争。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攻克汉口后，他身兼多职，工作繁忙。由于武昌守敌负隅顽抗，久攻不克，邓演达与士兵同生共死，坚持战斗。结束战斗洗澡时，才发觉肋肉已经腐烂。他常说:“我们只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

1927年，蒋介石撕下革命伪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坚决反对蒋的叛变行径，并极力主张东征讨蒋。蒋介石对他极为忌恨，在屠杀共产党的同时，下令通缉邓演达，并封闭上海总政治部分部。

邓演达被迫流亡到莫斯科，不久又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寻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到柏林后，他博览群书，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经济学、各国政治制度、哲学和历史等。为学习各国革命经验，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曾到过许多国家。他在国外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带着几个面包在图书馆研读。

后来邓演达又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5月，踏上归途的前夕，他对来送行的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表明了他以身殉国的决心。

邓演达回国以后，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反蒋联合战线。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对他采取了“关门主义”，不予理睬。他便独树一帜，组建新党并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他创办报刊，亲自主编并撰稿，宣传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邓演达从回国至被捕前的15个月中，发表的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多篇，近20万字。

在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邓演达还积极发展组织。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在14个省市成立了地方组织。

邓演达的革命活动使蒋介石十分畏惧和仇恨。从他回国之日起，蒋就以30万元悬赏缉捕。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革命斗争。他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准备被捕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他即将赴陈诚十八路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演讲时，被叛徒陈敬斋告密被捕。被捕时邓演达面无惧色，正气凛然地说:“我是邓演达，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邓被捕后，蒋介石曾不断派人对他进行劝降，均被其严词拒绝，革命意志极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