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任弼时与陈琮英在莫斯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党员中，任弼时是出身“青年团”的年轻的老革命家，后来又一直以刻苦坚韧著称。这位有着“骆驼”性格的坚强战士，少年时期身处思想活跃却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湘境，决定“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走工业救国之路。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然而他成年后看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以强国并无可能。从而走出国门，到苏俄寻求真理，最后走上了终生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又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询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

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琼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肘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在延安，他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在大生产中，他获得中央机关纺线比赛第一名

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报销，他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在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