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剧协“领”回王府井文联大楼的田汉们，所受到的“斗争”就不再限于“触及灵魂”而常常要触及肉体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经卫兵后，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得到了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最高授权，从而摆出比田汉《谢瑶环》中的“吊民伐罪”更加权威也更加神圣的卫道嘴脸，全面介入了对于“牛鬼蛇神”的打斗之中。知名度最高又最不禁斗的文联系统，就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一时间成为鬼哭狼嚎之地，被伟大领袖亲自定性为“死人”的田汉等人更是首当其冲。张光年对此的回忆是:“我同田汉同志最后一面，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某一天，在王府井大街当时的文联大楼大礼堂中，我和田汉及别的几位难友被'革命群众’揪斗的时刻。好容易我从台上被下来了，从身后传来'打倒田汉’的怪吼声。回头一望，从额头沿鼻梁两边流淌鲜血的田汉同志，像平常那样挺直腰杆，迈着快步，穿过人群走上台去。我不忍多看……”

发生于1966年12月4 日深夜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是“文革”中最大规模的一次逮捕行动，遭到“活捉”的并不是小民百姓，而是与小民百姓一样没有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的大人物，这其中就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这些人被捕后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秘密监押，根据需要用卡车拉出去轮流批斗。

1967年2月17日，田汉等人被关入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这期间还成立过一个由军人组织的田汉专案组，归中央专案组直接领导。1967年7月，田汉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于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

由田汉当时所写的有《田汉自传》之称的“检查”，可以折射出被钦定为“死人”的田汉并不复杂的案情:

一、我不是“反共老手”，我若是反共老手，就不会保共产党员黄日葵出狱就医，就不会在西南大撤退中救护一些党员和他们的家属，也不会引进一些音乐、戏剧工作者加入党。1936年在南京是我主动要搞戏剧流动的，不是怕死，那时候我也没有死的威胁。……我若真“大写反共剧本”，上海的戏剧工作者不会到南京来帮助我演出，早已唾弃我了。总理到南京也不会接见我。

二、我不是“特务”。国民党没有从我嘴里和笔下得到过任何东西。他们曾诬蔑我供出了周伯勋和赵铭彝，后来都证明毫无根据（见文化部审干调查）……

田汉死时，专案组没有通知家属。在家中等他归来的，是年届百岁的老母亲易克勤。

早在1919年甚至更早，易克勤就见到过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找到她的家里，想托正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帮助买书。1933年，易克勤又认识了原名李云鹤的江青。李云鹤早年投靠著名戏剧家赵太侔、俞珊夫妇，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小职员，后来与俞珊的弟弟、中共地下党员俞启威即后来的天津市长黄敬同居。俞启威神秘失踪后，李云鹤经俞珊的介绍来到上海，最初就是投靠在田汉门下混饭吃的。吃过老太太亲手做的大碗湖南菜的李云鹤，此后以艺名蓝苹混迹于大上海的影剧界，到延安后才改名为江青。

易克勤的小儿子田沅田寿麟，于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南征北战中得了癌症，1949年5月25日在北京与田汉重逢时，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临死时留给田汉的，只是一份政治遗言:“哥，我现在真是脱胎换骨了……我在延安经过严格的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我不知有多少晚不能成眠。现在我的思想方向总算搞准了，不会犯什么大错误。”在给母亲留下的遗书中，他所要表白的依然是一句“妈，儿现在是脱胎换骨的人了。”（田汉《一位革命战士之死——哭五弟田沅》，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1971年11月是易克勤的百年寿诞，她远在湖南的右派儿子田洪，经多方争取才被组织上批准到北京给母亲拜寿，神智清爽的老寿星并不知道大儿子已经死在狱中，她嘱咐田洪的是:“你先要……报个临时户口，在我那房间开个铺，等寿昌回来我们一道吃饭，我们娘崽好久没有在一起了。”

不知道这位为中国的影剧事业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和牺牲的百岁人瑞想到过没有，自己的小儿子已经以特殊材料的身份为新中国新社会殉职献身，为新中国新社会“招魂”和“效忠”几十年的大儿子田汉，为什么偏偏不能也不愿意以中国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和普通公务员的身份，在伟大领袖领导下的新中国和新社会里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