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谷牧回忆。

共识形成之后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再为日后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夯实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坚持:现实比信心走得更远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情绪的弥散拧成了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刘会远说。两年后，谷牧在指导开发海南岛的工作时，这种性格又一次凸显。

当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休会时，他们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刘会远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在给汕头题词时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诗句。其中冷暖，怕只有饮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这次报告被视为谷牧的“告别演说”。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部分资料来自即将出版的《谷牧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