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接着说:“我们红军自跨越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伙食条件更是极差，有些同志饿得受不了，常常为此发牢骚，说怪话，甚至偶尔发生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这些事情本属于教育问题，但个别领导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继而开展了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问题严重的便以军法处置。这样以来，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

毛泽东单刀直入地问道:“黄克诚带头反对整顿纪律，有这事吗？”

彭雪枫坦言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作为军事裁判所所长，不能不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慎重对待。他找我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些干部、战士发点牢骚、表现情绪不高是正常的，应当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敌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不能像对待敌人那样处理。我们刚刚翻越雪山走过草地，同志们精疲力竭，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尚不巩固，进行纪律整顿和审查干部会挫伤指战员的信心和对党的信任。有些领导干部在生活如此艰苦的情况下，不能以身作则，对下边的同志有影响，这不能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我是赞同并支持他的意见。但个别领导认为这是他思想动摇，还开会进行了批判。”

毛泽东凝神细听，不时地在纸上记着，继续问:“你就把杀人情况谈谈吧，被杀人员的姓名、基本情况和被杀的原因……”

“黄克诚刚任裁判所长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卫生队长在行军途中掉队了，但上边认为这个队长是想开小差，想叛变革命，不经调查研究就做出了枪毙的决定。黄克诚不同意在枪毙布告上签字，但卫生队长也没能幸免于难。”彭雪枫说着，眼圈红了。

彭雪枫讲话逻辑性非常强，而且有条不紊。他不但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军事将领，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略一停顿，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这事发生后，黄克诚常常自责，内心想杜绝这类现象的再次发生，但很快又发生阮平事件。阮平是三军团十一团的一个连长，一次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没给钱，便被送到军事裁判所审判。黄克诚坚决进行了抵制，才保护下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友。”

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还有二纵队某部管理科周科长，我党党员，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中央红军长征，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时被打掉一只胳膊。因为过草地时，实在无法带那几个伤员，便含泪把他们丢下了。他便被抓起来送进军事裁判所执行死刑。虽然黄克诚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他说:‘我们的同志跟随党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革命九死一生，还对他们不信任，就这样进行打击，没死在敌人枪下，没死在长征路上，而死在我们自己人手中，实在于心不忍。’但个别领导反而认为他不起作用，以后也不再找他审判处刑了，从此他便没有了职务。”

当谈到部队编制时，彭雪枫直言不讳地说:“部队整编，恢复了一军团编制，撤消了三军团番号，把三军团编为一军团的一个师——红四师，这样原来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就难免产生情绪了，为什么把三军团缩编为一军团的一个师呢？三军团编成一个师后，原有的干部都用不完，为什么领导干部还要从一军团派过来呢？”

毛泽东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神情不见了，他沉下脸来，猛地将桌子一拍，干脆利索地说:“这是山头主义！完全的山头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