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什么仪器也没有”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钱三强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获物理学奖。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科研工作。

当时他们的研究所连最简单的实验仪器都没有。钱三强和何泽慧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在北京串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何泽慧绘制图纸，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利用这两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核威胁。195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钱三强应邀来到中南海介绍了原子弹、氢弹的基本原理。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国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中国的核武器。

可是几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参加原子弹援建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面对残局，我国决定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

由于是女性，又是钱三强的夫人，在国外做了6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

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让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就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当时组织了包括何泽慧在内的一些人成立了另一个实验室，专门做这个实验，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几个月做出来了，果然发现原来的数据不对。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969年，钱三强与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合阳干校参加劳动。

在干校，由于身体不好，何泽慧负责敲钟。不管处境如何，她都保持着一贯的坚韧和乐观，负责敲钟和做科研一样，认真、准确，一秒不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三强离开他一手创建的原子能研究所，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何泽慧则调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心脏病逝世。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现在，何泽慧家里的布局依然和十几年前一样，自钱三强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何泽慧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也许这就是她纪念钱三强的最好方式。(《百年潮》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