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底陈毅与家人在上海
市府办公室女秘书朱青是上海人，抗战时期参加了新四军，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进上海一直未回家。陈毅知道了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能影响你的亲属，反而怕人家影响你呢？”朱青回家去了。她哥哥在公用局当技术人员，一天小侄子唱“共产党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却被哥哥一巴掌打去骂道：“饭碗都要打脱哉，还唱啥‘跟你走’！”朱青觉得哥哥思想太落后，不料陈毅听罢此事说：“他讲得不错呀，没有饭吃了还怎么叫人家跟你走？”原来机构精简，她哥哥怕丢饭碗。几天后在会议上，陈毅专门强调了要保留学有专长的旧人员问题。
有一次，陈毅去京开会住北京饭店，听说傅作义先生没住处，便立刻腾房子给他，自己住进中南海一所尚未修缮的旧平房。许多干部听说后议论纷纷：“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陈毅批评道：“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了去羡慕党外人士，是倒退的可耻的。你一定要住洋楼，可以，我马上给你开张条子去住上海大厦，可是对不起，你的党籍要开除！”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陈毅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
团结并非一味迁就。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别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立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举事实谈道理，讲“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
组织党代会代表听交响乐，支持电影厂拍第一部彩色片
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陈毅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笑声）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军管会成立后有人提出解散它，“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却指示保留：“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台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何能不感奋呢！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僻，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生引以为幸。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同时引导他们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在推进上海新文化事业的发展上，陈毅是不遗余力的。苏北籍工人平民爱看的淮剧受冷落，他亲自提倡扶持。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搞中国第一部彩色片，苏联专家摇头，大家仍决心上《梁山伯与祝英台》。陈毅大力支持，灯光设备不够，下令将防空部队探照灯调来。胶片洗印发生困难，一位年轻大学生发奋研究，终于成功。请陈毅去看，只见银幕上花红叶绿，彩蝶双飞！陈毅热烈鼓掌，晚餐时端起杯子跑去向这位青年碰杯：“谢谢你，小万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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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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