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说，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警察手里，“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王明后来发出将史沫特莱“孤立起来”的指示，并要宋庆龄转达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此。宋庆龄在信中反映，史沫特莱把中共中央新闻通讯《中国工人通讯》的出版者董维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饶漱石和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宋庆龄与王明既不特别亲近，也不冷淡疏远

王明收到了宋庆龄的密信后，很快有所反应。从现有的资料看，中共中央书记处没有对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谈话时涉及宋庆龄的部分作出正面回应。但是，1937年4月10日，在上海刊行的《中国周刊》第80卷第6期发表了中共中央4月6日的声明，声明说史沫特莱小姐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组织联系。

在共产国际的组织系统中，宋庆龄与王明当时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王明对宋庆龄并不生疏。1933年5月之前，宋庆龄经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同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了以中华人民救国御侮会（后改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名义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建议“由宋庆龄及其他有可能参加的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等……共同签名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同时要“把这一纲领印成小册子(最好的，让宋庆龄等具有公开身份的人去印)，公开地广大(泛)地散发，并在各工厂、学校等地方，公开地用谈话、会议、研究等方法讨论”。

宋庆龄当时对中共党内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思想路线斗争知之甚少，她与王明的关系仅仅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既不是特别亲近，也不是冷淡疏远。她在信中称收信人王明为“亲爱的同志”，并使用尊称“您”，是出于礼节，是完全可以了解的。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