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人们认真学习文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这无疑给“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障碍。据耿飚回忆，他接到社论稿后，立即同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

在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叶剑英在会前就说过，在报告中要对邓小平的表现写得好一些，以便使他能够尽快地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对报告的起草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他甚至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在发言的时候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照华国锋事先设想的那样进行。对此，萧劲光有过回忆。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铮、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在会议召开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请他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来了，他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一个发言。

果然，3月13日那天，陈云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会上，王震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称“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还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各方面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正因为如此，“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王震称赞说：这是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的表现。“这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从这个讲话来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了“两个凡是”。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解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还告诉与会者：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华国锋坚持认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应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他强调说：对邓小平的功过，毛泽东早有明确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过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

不过，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也做了一些让步。他承认，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由此认为，“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一定推倒。但是，华国锋又不愿意马上让邓小平复出，他考虑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什么是适当时机？华国锋解释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邓小平的问题正逐步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适当时机”，陈云表示赞同。

不过，在“天安门事件”这一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也肯定，这是在“四人帮”迫害周恩来、压制群众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在事件的性质上，华国锋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同时也承认，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对“四人帮”表示不满，因此，“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

尽管华国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由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结果，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他坚持要等到“适当时机”解决。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了”。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于是，4月7日，汪东兴、李鑫奉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而且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