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例子是对人的态度。周恩来出生在南方，成长于北方，后来又到广东、上海、江西等地工作。他到过日本，在欧洲几个国家长达四年。这些必然对他看社会看人大有好处。党内同志长期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对敌人特别仇恨，所以阶级斗争的观念特别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周恩来接触的社会面则比党内其他同志宽得多，他几乎同社会上每个方面的人都有接触，连敌对阵营里都有很多朋友、熟人，知道党和革命队伍以外的很多情况，所以他在看人方面比较有经验，思路宽，比较准。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大抓AB团时，当地同志抓得热火朝天，周恩来一到那里就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延安整风时大搞所谓“抢救运动”，弄得遍地是“特务”，搞得人人自危，周恩来看到了问题，在他掌握的南方局就严格从事实出发，不冤枉人。抗日时期，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显然是他对蒋介石的了解超过党内其他人。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更是如此。周恩来用宽阔胸怀待人，所以党政军、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等，乃至外国人，凡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对他有个好印象，即使政治上的敌对者，也不能不敬重他。总之，周恩来是凝聚剂，不少民主人士是通过佩服周恩来而相信共产党的。这是周恩来的整个人生造就的，但肯定与他见识过世界有关系。

党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同他相比

恐怕不光周恩来一个人，到欧洲的那一批人，除了李立三曾表现出很短一个时期的极端外，绝大多数人回到国内后的表现都很优秀，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们给中共和中国带来了什么，难道还不令人信服吗？由年轻时到过欧洲的邓小平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恐怕不是偶然的，恐怕不是与年轻时到过欧洲毫无关系的。周恩来就是当年这批人的主要领导者。

1921年中共成立时人们可能看不出周恩来有何突出作用，但回顾一下后来的半个多世纪，周恩来等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中共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党和整个中国都十分需要的成分和因素吗？可以说，在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中，对世界最了解、最具世界眼光的，就是周恩来。这样一位人才第一批参加中共并长期担任党的领导人，难道还不是一件关键的事情？之后，周恩来成为第一位代表党同外界打交道的领导人、而且长期是党和国家的首席外交家，不是偶然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从中共成立那一天开始，党内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同周恩来相比。（徐水摘自《世界知识》2008年第5期，作者张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