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请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
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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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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