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蒯大富：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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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
田炳信：你现在想踏踏实实多赚点钱。其实你的名声对你做这个生意应该有帮助吧？
蒯大富：都有。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有个负效应，弄不好人家不愿意跟你接触。
田炳信：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写个回忆录，怎么不写呢？那咱们聊聊吧。文革到现在是38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你是当年的大风云人物，五大红卫兵领袖，又经历了这么多曲折，不管它是公正的也好、不公正也好，一路走过来，再看文化大革命，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看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怎么看？
蒯大富：很难用什么话来概括它。
田炳信：不好表达，还是有难言之隐不好说？
蒯大富：也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说，你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用什么话能说得比较清楚呢？真的很难。
田炳信：你想过没有？
蒯大富：那肯定想过。
田炳信：那你从21岁开始，应该讲也是个年轻人，我们自己也从那个年龄过来，回头来看这个事情，觉得有一种被“戏弄”——这是个潜台词，这种感觉有没有？
蒯大富：我们自己并不后悔。这个事情要说的那么清楚也很难。
田炳信：从起到倒，时间太快。实际上就两年嘛。
蒯大富：我始终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两年。正好就是我那个“狂乱年代”。正好我在风口浪尖。
田炳信：当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64年成立的吧？
蒯大富：那两回事，开始彭真搞的“二月提纲”，这是两个概念。
田炳信：那你抓起来是按照“5·16”这个角色抓的吧？
蒯大富：这又两回事。我也是“5·16”分子。
田炳信：把你也搞成“5·16”分子了？
蒯大富：那肯定的了。关了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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