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欧洲大陆对他的才华和智慧有着一致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形容周恩来是他所见到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三个人物之一”，“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

周恩来固有的、由中国古老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给基辛格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优越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优雅而轻松的举止和似乎不费力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技巧”，曾经缓和了敌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紧张气氛，使中美两国结束冷战缔结友好的双边关系。

全中国唯一能解决难题的人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促其命运变迁人生沉浮的主要因素。开始毛泽东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领袖。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来者的地位是短命的（在1927年-1931年期间，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4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原意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需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在西方观察家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并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在那些曾经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如果说毛泽东信任周恩来有点言过其实，但经过多年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不安全因素，使得他能够在“文革”的浩劫中生存下来。

1966年8月18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天安门参加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中共有1100万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检阅。在首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10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了。”

如果不了解“文革”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此后三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的沉浮。 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有很多事情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着。这场后来被称为浩劫的运动先是始于毛泽东的某些作家的批判，然后是北京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