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谢富治

更值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云南在历史上就以种植、贩卖鸦片闻名，黑恶势力也很大。谢富治主政云南后，在禁毒和打击贩卖鸦片方面出了重拳。他组织起了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然后，发布通令，严禁吸食和贩卖鸦片，一经发现，严厉制裁。政府公布禁烟令后，吸食和贩卖鸦片者转入地下，谢富治便组织军政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对吸毒贩毒的场所进行明查暗访，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规律，然后统一行动，用武力端掉了吸毒贩毒的窝点，镇压了黑恶势力的头子，使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１９５５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５９年，又奉调中央工作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１９６２年改为公安部队——笔者注）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６５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长。

“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有“左”倾错误历史的谢富治立即成了“文革”的积极拥护者。

在“文革”中，谢富治是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当时人们私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真新鲜，公安部长带头造公安部的反。”正因为如此，公安部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而谢富治却没有被打倒，许多干部受到冲击，而谢富治却没有受到冲击。

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那时，中央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已经倒了，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而且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权力略高于中央书记处。但是，按毛泽东的构想，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临时领导机构，“文革”结束后是要撤销的，届时还要由中央书记处来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因此，他让谢富治进中央书记处，用意是深远的。后来，谢富治又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可以说，他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信任。

因此，他在“文革”初期，对“文革”是真心实意拥护的。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老干部的队伍，完全站在造反派一边了。由此可见，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公安六条”的制造者

谢富治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炮制了“公安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