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他信义和团大有投机之意，因为他的政治庄主载漪、溥俊父子是笃信义和团的。是非成败转头空，载漪、溥俊父子被发配新疆，不但皇帝梦破灭，连官位也没了。后来，父子二人逃往外蒙古(仍是大清一部分)地界，被他姑姥姥慈禧派特工追杀，溥俊被干掉。

想必溥俊逃入蒙古地界与他师傅崇绮没多大关系，虽然说崇绮是蒙古正蓝旗人，但家族早已进京，断不会留下“后手”以应事后之变。要是那样，他不止是大清第一状元了，还是第一巫师了。

《清史稿》有载的第三位状元陆润庠，也是同治年间“生产”的。这位状元的人生结局比崇绮也好不哪里去，古稀之年逢上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陆老先生“遇变忧郁，内结于胸而外不露。及病笃，竟日危坐，瞑目不言，示不食，数日，而逝。”

世人皆云:有气在心，死不瞑目。陆老先生正好给反过来，不死也瞑目。他太不愿看这个世界了！给他状元荣誉、弼德院长高官的大清王朝，怎么说完一夜就完了呢？

不想了，不想了，等死吧！其实，他所经历的时代，不也正是这种状况吗？

陆润庠考得同治十三年(1874)“一甲一名进士”，此年他三十四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而后的仕途也一帆风顺，既没出过洪钧“盗图”的丑闻，也没出过崇绮枉法裁决的失误。但是，他是一个旧世界的坚定的维护者，曾以进献其祖先陆贽(唐代政治家)的文集的方式，借机表达自己的政见。究竟陆贽和他陆润庠有无家系传承关系，以及是否陆贽的文集就是原作，均无可考，时人也不予辩证。就他的建议的核心论点看，他是要“求稳”的，其云(今译):

“我不赞成墨守成规，但新法未必就一试就好，应当参考以往国家政治事例，才能实行。如果不深究我国历史经验，总求所谓的变通，必然遭遇重重障碍而难以推行。一旦遭遇困难，许多问题就更加突出。”

这样的迂阔无当的建议是针对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预备立宪而发的。其实呢，到这个时候，不管是上年(1905)被公开禁止的革命党还是体制内的野心家如袁世凯之流，早已等不及了。他们还听你“须斟酌行之”的废话吗？

以后的日子里，革命党还在继续闹事儿，他陆状元还在发表高论。宣统元年(1909)，皇帝换了，他的路子却丝毫没变。这一年，他以皇帝最高顾问的身份写了一篇短论，交给皇帝，他说(今译):

“曲阜是圣人孔夫子的出生地，现建了新学堂，这个学堂应当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提倡孔孟之道的正学。如果聘请外国人来讲学，他们说外国话、穿外国衣服，必然造成喧宾夺主的结果，使我中华孔圣教遭到毁灭。这个结果不但是孔孟之道的祸患，也是我大清皇朝的威胁呀！”

至于皇帝特别是那些辅政大臣怎么看待他的政见，史料未载。估计是“没人搭理”的结局。因为到这年年底(十二月)，国家咨议局的议员孙洪伊向权力核心公开施压，声称“大局日急，势不可缓”，要求开国会。结果呢，权力核心还是拖着，以皇帝的名义发表文告，称:“等九年预备工作全部完成，国民教育普及，届时肯定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会。”

估计这个政策的出台可能受了陆状元的影响，他写的一篇在当时看来不算短的政论建议，递给了皇帝，终于忍不住了破口大骂改革人士:“今诸生根柢未深，于前古圣贤经传未曾诵习，道德风尚概未闻知，袭人皮毛，妄言改革；甚且包藏祸心，倡民权革命之说，判国家与君主为两是，布其党徒，潜为谋主。”

好家伙！体制内的改革派全成了革命党了。没等他的预测全部实现，袁世凯就着手结束大清皇祚的工作了，逼隆裕太后下旨:“颁行天下，改建国体，于是逊位诏下矣”。

陆状元当然不会服从老袁的安排，而是继续吃大清皇室俸禄。如果大清皇室不被保留，他该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