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俗称“总理衙门”)以启洋务以后，到光绪亲政(1889)，计三十年，共开科十二次，录取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次二百八十九人。准确地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开科是1862年，从1862年到本书特意选取的时间下限1889年，共二十八年。1860年的那次取士是咸丰帝仓皇出逃之前，也就是说更在该年十二月设立“总理衙门”之前。而将此二十八年取士情况与整个二百三十年大清取士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

其一，这二十八年的平均批次录取量，高于八朝二百三十年的平均数五十九人；

其二，这二十八年占二百三十年科举时段的百分之十二多一点，而共录取人数却占了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十七。

这种状况表明:整个大清王朝从决定一个民族国家命运及文明活力的教育方面，根本就没有走上新路，相反是在毫无反思能力地按惯性往下滑。强大的惯性也决定了日后的维新命运的脆弱性，而其脆弱性又不止表现在科举惯性上，往更前面推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即是从1840年第一次挨打到1860年第二次挨打，知识分子体系生产的新思想对于大清王朝制度改进没有可以称道的功效。

历观大清中后期的科举考试，所录取的进士大多无所作为，昏昏庸庸，聊保官位而已。再看1862至1889年这二十八年的状况，几乎令人瞠目结舌:十二名时称“一甲一名”的状元中，只有三人有些作为，但也全是荒谬颇出，其余者也“马尾儿拎豆腐，提不得”了。

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洪钧竟然干了一件“大清版蒋干盗书”事件，不过，他所“盗”的“书”不是信件，而是一份俄制地图。

洪钧入仕后，先是负责地方学政，而后上调中央，给皇帝当顾问。时值国家多外患，皇帝有意把他培养成文武兼备的重臣，在他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后，晋升其为兵部侍郎。

中俄两国屡有边界争议，但双方都拿不出像样的地图来对质，尤其是大清一方连个定型的中俄边界地图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只凭嘴说”。俄国人从西方学得了近代地理学，先自行画出了相关地图。洪钧出使俄国，见到俄国人画的地图，就偷偷摹画了一份，当成至宝。回国后，迅速交给总理衙门，这也算大功一件了。但是，等到中俄涉及帕米尔高原的边界纠纷再起时，总理衙门拿出洪钧的“盗图”为依据，竟然发现中国实际所设的许多哨卡竟然在“俄国版图”上了。堂堂大清外交部(即总理衙门)闹出此等丑闻，当然要追究献图者的责任。好在，有明白人从中游说，称曰“钧所译图，本以备考复，非以为佐证，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安得归咎于此图？”

这个说法未尝不合理，但是当时人们对洪钧的批评还是经久未息。洪钧是个次品状元已属无疑，人们也可指责身为国家要员的人如此无知，可是那个教育制度就是生产这样的次品的呀！

与洪钧的“大清版蒋干盗书”不同，大清“第一状元”崇绮却落了个上吊而死，原因就是他不明不白地卷进了义和团。

崇绮是蒙古正蓝旗人，少年从政，在职应试，考得同治四年(1865)一甲一名进士。他考中状元是个奇迹，在整个清朝王明，他堪称“状元中的状元”或曰“第一状元”。《清史稿？崇绮传》称:“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这位已经完全汉化的蒙古族高官，不但家族文化修养之深，如其父赛尚阿曾为大学士，而且他的女儿在同治十一年(1872)还当上了皇后。虽然说到了光绪时代，他不再是皇帝的老丈人，但仍被当做外戚长辈看待。有一次，他办错了一件专案，本该受处分，但两宫太后念及老亲家关系，就没追究他的责任。除了有老亲家关系之外，他诚恳的自我批评即自劾似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何况女儿自愿为死皇帝殉葬了呢！不久，他又因资历之重，被赋予培养皇位继承人的重任。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踢到一边去后，为名存实废的皇帝选了一个接班人，叫溥俊。崇绮心领意会，开始明里暗里地要求正式废除光绪皇帝，立溥俊为新皇帝。义和团大闹北京期间，他与朝中重臣徐桐公开叫板，要光绪皇帝下台，因此“甚得太后宠，恩眷与桐埒”。

这溥俊，论皇族的辈分，是光绪的叔伯侄子；论外戚关系，也该叫光绪帝表叔(光绪皇帝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而溥俊的生母是慈禧的亲侄女。不管人们排清或排不清其中的辈分关系，但总是“便宜不出外家”，一切以慈禧为核心就是皇权安排的本质。换句话说，吴可读的吊是白上了，药是白喝了，尸谏也是白谏了。

但是，慈禧是个善变的人。等到义和团的事情闹大了，引来八国联军，她一改原来“明智的利用”观点，转而追查支持义和团的大臣的责任。这排政治巨浪直打得第一状元崇绮死去活来，无奈何，在逃亡地保定府上吊身亡。因为他太投入了，《清史稿？崇绮传》说:“义和团起，朝贵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绮亦信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