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提出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抵制“姚文”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

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说: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

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

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没发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

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