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相信，一群女人，还是一群柔弱的，手无寸铁的舞女，竟然会把偌大一个上海滩，一个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的中心搅地天翻地覆，以至于惊动了全国，听起来宛如天方夜谭，然而，却是旧中国史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了“禁舞令”，理由是“整饬纪纲”，“戡乱建国”，杜绝所谓“妨碍节约，有伤风化”的奢糜、浪费行径。此法令迅速被执行，一时间，台湾、浙江、福建、河南、湖南、北平、南京、汉口、沈阳、天津、广州、重庆等省市的营业性舞场先后停业。青岛除保留两家供盟军所用的舞场外，其余亦均停业。

国民政府突然颁布此禁令，那冠冕堂皇的所谓“通告”自然是借口而已，其实对于上海滩当时十分兴旺发达的舞业，国民政府上下一直都是持排斥态度的，早在1934年“新生活运动”发起时，蒋介石便认为舞场的风气与“新生活运动”背道而驰，且有损社会风化与社会治安，因此明令禁止公务员出入舞厅。抗战爆发后，许多当权人物也纷纷主张禁舞，如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等，理由多种多样，当然其中不免搀杂了许多官员私人情感在内。到了1947年，内战已进入后期，国民党方面在战场上连战连败，士气低落，不仅军事上危机重重，财政经济方面也呈现出全面崩溃的征兆。例如南京的黄金储备仅余下三分之一。禁舞令的发布，其本质是转嫁危机。

可这一转嫁，可害苦了上海的舞女们了，上海舞业自1920年开始发展以来，一直保持极为红火兴旺的态势，到了40年代已经发展到3300多人，当时的上海，舞女的代名词:“弹性女孩”，“货腰女郎”，“蓬拆姑娘”，“火山上的仙子”相应衍生，大多已成为许多上海市民间流传的口语，足见当时舞业对上海娱乐业的影响。许多红舞女的收入达每月800多万，而最被冷落被称作“阿桂姐”的低档舞女，月收入也有近10万。

职业舞女们的生活看似奢华，惬意，实大多辛酸，艰难，她们大多是因为家庭困难才投身舞业。上海舞业竞争极为激烈，相互排挤司空见惯，舞女们其实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少舞女出卖尊严仅求一饱。除此之外，她们还担负着极大的精神重压，在报刊杂志上，她们往往被形容成极不光彩的对象，充当各种丑闻中最不光彩的角色，许多舞女经常不堪重负而自杀。

但是，已成困兽之势的国民政府哪会去管你一帮舞女死活，禁舞令还是在上海实行了。由于营业性舞厅较多，政府决定分期查禁，但至迟不能超过9月查禁完毕。这无异把以此为生的舞女们逼上绝路。不仅仅是舞女，由于舞厅的被关闭，在那里谋生的乐师，襄理，协理，账房，领班，侍应生，小郎等。也纷纷为此失业。因此为了自救，他们和舞女们联合了起来。1948年1月31日上午，上海28家舞厅的舞女，乐师3000多人，在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新仙林舞厅召开了第三次上海舞厅业全体大会，大会首先推举上海舞厅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洪元和舞厅职工会理事长唐宗杰、职工会常务理事胡运源、维也纳舞厅红舞星金美虹等人组成主席团，推举维也纳、米高美舞厅主郑炜显为顾问。会场内人头涌动，群情激愤，贴满了愤怒的标语，加之孙洪元等人用极具蛊惑性的言论予以煽动，气氛很快达到了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