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

许多论著都认为王明与向忠发、李立三等的公开冲突，是在7月9日讨论贯彻6月11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讨论会上，但实际比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了他的遭遇: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向忠发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

王明在信中接着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

王明祈求米夫说: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共产国际路线——引者注)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指党组织——引者注)。

王明同时对米夫写道:“中央办事处(中共中央——引者注)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

之后，在7月2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6日、8月31日、10月17日、10月23日，王明主要以自己名义、个别时联合别人连续给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等。

状告内容涉及六个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说李立三等“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说中国党内“反巴黎(共产国际)的气氛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王明)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

二是介绍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我们痛心地向您报告我们的不幸。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公司的老板意见不合。”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的“所有主要问题发了言”，如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对目前形势的评估，富农问题、湖北省委的问题等。并“具体说他几次亲自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谈了话，但他们也如同以往那样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向忠发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议这类指控，坚决捍卫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

三是指责李立三等对他们进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苏联)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说向忠发和项英召见王明等4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离开公司’……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并且说:“情况十分严重……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诉说他们被处分:“伊万开除(出党)六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

四是请求共产国际干预。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