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要对毛泽东的墨迹稍有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这还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是，毛泽东一般是不让别人来代他签批文件的。

那么，“一般是”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有时候也让“别人”代批或代签呢？

不能说没有这个情况，否则，这个判断就不成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出来，证明毛泽东是有让人代己签字或删除文稿先例的。如1970年7月初，在起草《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八一社论”时，毛、林两人的班子就几个副词发生了争论，特别是关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林彪的干将吴法宪和陈伯达认为要删除，因为此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认了的东西，现在加上这四个字，显得“说法”有变，容易引起国内外的解读。情况汇报到毛泽东处后，毛心中不悦，但他面子上说：“可以改回去，这无关重要。”但如果改回去，就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了。这于毛泽东是极不愿意的。因此，毛一方面大度地表示没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自己动手圈去社论中的那四个字，而是让汪东兴代他去圈掉那几个字。——这于毛泽东是不多见的。（汪东兴不敢为之。毛泽东催了两次，汪才不得不代毛作了“代替工作”。）

文革结束后，又有传说，张玉凤在为毛泽东服务的过程中，也学习和模仿过毛泽东的字迹。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养病时间有114天之久，这期间，毛泽东的眼疾严重得看不清楚文件，毛泽东让张玉凤代他在文件上画圈。张玉凤知道汪东兴都不敢为之的事，更是不敢代劳。但毛泽东的个性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且眼力几为昏瞎，张玉凤是不是圈过一次两次，也未为可知。因为毕竟在毛身边工作，又是机要秘书。文革结束后的清算中，张玉凤没有逃过这一关，受到过很多的追问。好在张玉凤是个严于自律的人，否则，其罪大矣！

从汪东兴，到张玉凤，他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毛泽东都先后“委托”过让他们代其画圈或代为处理文件的事。那么，江青呢？江青在主席身边的时间可不比汪东兴和张玉凤短。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们还是回到江青的笔迹上来。

这是一幅很特殊的信件。这样的一幅“作品”，曾经让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内的机构都错误地收藏和展览过，更有一些出版物还将其作为欣赏主席墨迹的材料作过“天女散花”可爱的分析。其实，这一个“作品”的正文，是江青代毛泽东拟定和书写的，签名和落款时间，是毛泽东亲笔。这事发生在1947年的11月18日。收信人是我国职工运动的老前辈吴创国。

江青代毛泽东回信，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还不止这一封。1949年4月2日，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也是由江青代毛泽东笔墨回复的。可怜傅先生将之收为瑰宝，后来又由“军博”列为佳作展览，终被专家指出后撤下。（《档案工作》1990）

因此，完全否认江青代笔毛泽东处理过有关公文，是不合乎实际的。但这只是在延安以及主席进京之前，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她的工作，就是帮毛泽东抄抄写写的。因而代笔处理公文的事，是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