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9点左右,国务院办公厅打电话通知陈洪新:下午3点华副总理听汇报,到时会派车来接,不要外出。当天下午3点前,陈洪新等二人被接到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同志和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都来了,汇报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华国锋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听完汇报后,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有了国务院强力支持,1975年冬天,湖南省政府加大了杂交水稻推广的力度,组织育种大军赴海南岛制种,拉开了全国大规模南繁制种的序幕。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2008年初,华国锋曾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机关(那时中共湖南省委尚未恢复,还是“革委会”时期)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作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此后,杂交水稻在湖南推广试验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粮食生产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们为了将杂交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及时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与日俱增。
从此,一个长期从事水稻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担任过湖南省、中央重要职务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底,袁隆平院士当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华国锋同志在家中看了电视后,还叫秘书给袁隆平院士打电话,请他注意身体。2006年6月9日,袁隆平院士在北京出差之际,听说华国锋同志身体欠佳,就特意抽出时间去家中看望他。袁院士告诉我们,当时华老很激动。两位老朋友讲话时,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半个小时都没有松开。临走时,华老还特地写下“隆平同志:贵在创新”赠与他。
袁隆平院士对我们说:这几个字,弥足珍贵。真心感谢华老!
在袁隆平院士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华老的题词被平整地嵌在玻璃相框里,摆在办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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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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