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了解中南海保卫情况的廖祖康发言，他同意朱永嘉的看法，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都听汪（东兴）主任的，没有汪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几个人是不可能的。

朱永嘉接着又说:他们先抓一个，然后再宣布一个决定，说这个人反党。这种手法，古今中外用得多了。我们要干，应该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象巴黎公社一样。

一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就在这间小小的学习室里开始密谋。

“四人帮”的倒台使他们的余党预感到自己即将失去手中窃取的权力，受到人民正义的审判，因此困兽犹斗，妄图与党和人民作一场生死的较量。

对于这些人来讲，当时解决的办法很多:一是向真理投降，主动向中央交待自己的问题，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二是保持沉默，静观动向，看中央是如何处理上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武装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其很深的思想基础的。

我在参加特别法庭对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审判时，面对王洪文和张春桥策划这场反革命武装判乱的罪行，曾让徐景贤出庭作证，徐景贤认为，他之所以在当时要召开这样的武装叛乱会议，是有两个依据的:“第一是依据张春桥的指令和我们打仗的资本。张春桥在9月28日的指令当中就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就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在商量的时候王秀珍说:我白天已经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谈过了，现在我们有带枪的民兵2500人，已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还有31000人分散待命。

王秀珍接着还强调，她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分管公安工作的市委常委王少庸是位老干部，过去是打过仗的，见徐景贤、王秀珍这几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都很自信，就出谋说:光靠民兵不行，起码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那就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我们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下命令才能调动部队。